同时，犹联也给予哈尔滨、天津、大连等地的犹太人乃至散居在安徽、新疆等地的少数犹太家庭以补贴和救济。如1956年上半年，犹联给天津希伯来协会的资助每月达4100元。直到1958年7月至1959年6月的一年内，虽然天津犹太人已所剩无几，上海犹联给天津犹太人的救济金总计仍达15400元⑦。
    4.文化和宗教活动。解放初期，塞法迪犹太社团和俄犹社团的宗教活动仍然各自独立进行。1951年，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将上海犹太学校和拉希尔会堂出租后，塞法迪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就借用俄犹的拉都路新会堂。随着越来越多的上海犹太人移居国外，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日益减少。为了节省开支，1953年8月，上海犹太社团开始重组和合并，宗教事务也归有塞法迪和俄犹社团代表联合组成的犹联宗教事务分委会主管，上海犹太社区协会负责提供宗教活动的一半经费。
    在宗教事务分委会主持下，每天举行早、晚两次宗教仪式，生产和分发无酵面包等宗教食物。由于上海犹太人越来越少，1956年7月，犹联将拉都路新会堂出售，另在由犹太收容院改建的上海犹太活动中心里设立了一个礼拜堂，供宗教活动使用。同时，犹联还将新会堂中的圣经古卷和一些珍贵的宗教典籍捐赠给了以色列政府。上海犹太总会仍负责上海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主要是举办哈努卡节和普洱节的儿童节目表演，有时也在小礼堂举行古典音乐独奏，很受上海犹太人的欢迎。1955年12月31日，上海犹太总会关闭，精选了3000多册图书作为上海犹太社区的礼物送给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图书馆剩下的报刊杂志则陈放在上海犹太活动中心阅览室免费供上海犹太人阅读，哈努卡节和普洱节儿童晚会也照常在活动中心举行。
    解放初，上海共有4个犹太公墓，即惠民路（原倍开尔路）公墓、周家嘴路（原波因特路）公墓、黄坡北路（原马霍尔路）公墓和番禺路（原哥伦比亚路）公墓，一直由犹联、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和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共同照管。1958年，犹联接上海市政府通知，鉴于卫生和市政考虑，市区公墓将统一迁往郊外新建的公共公墓。犹联协助市政府圆满完成了犹太公墓的搬迁工作。同时，犹联也继续关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宗教社会生活。如1958年7月1日-1959年6月30日一期年报中就详细介绍了哈尔滨犹太公墓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顺利迁移至远郊的情况及哈尔滨犹太人的宗教活动⑧。
    5.提供证明文件。主要是为1943-1945年间居住在日军占领当局在虹口设立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的中欧犹太难民发放“隔离区居住证书”（Ghetto Letters）和为隔离区内死亡的犹太难民提供死亡证明，以便他们及其家属据此向德、奥等国政府有关部门索赔。犹联存有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于1951年转交的近2万来沪犹太难民完整的个人档案和记录。1958年7月至1959年7月，犹联共发出“隔离区居住证书”401份（其中发往德国的有287份），死亡证明386份（其中发往德国218份），其它各类证明文件29份⑨。
    上海犹联的工作始终得到世界各犹太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如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一直向犹联提供资金援助，还与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一起为上海犹太人移居国外而奔波。在香港的西起运一直与犹联保持密切联系，香港犹太社团也起到了中间桥梁作用。嘉道理家族的霍瑞斯·嘉道理长期担任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香港办事处名誉财政官，负责与上海犹联之间的钱款往来。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犹联的工作一直非常支持，对在沪犹太人也非常关心，并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如1952年，上海有关部门解除了对金额达40万美元的“帕拉姆特”（Palamt）基金⑩ 的冻结，供上海犹联使用。上海粮食局在解放初期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低价向犹联提供高标准面粉，满足其生产无酵面包等宗教食品的需要。上海房地局为帮助犹联救济上海的贫困犹太人，主动将拉都路新会堂的买价提高了50％以上。1955年后，上海市政府还减免了很大一部分上海犹太社团的财产税。上海犹联对此深表感激，在年度报告里一再指出，所有与犹联和其它犹太组织接触的中国政府官员始终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
    据统计，在犹联注册的上海犹太人1950年有2000人左右，1951年也在2000人上下。到1952年，还有600-700人（11）。1954年6月底，在犹联登记的上海犹太人有310人。1956年6月底有171人，其中苏联公民87人。到1958年6月30日，上海犹太人只有84人，当年天津希伯来协会宣布停止活动，大连、沈阳、青岛的犹太人基本都已离去。到1959年中，根据犹联统计，中国境内的犹太人总共不过251人，全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和哈尔滨，其中上海72人，天津26人，哈尔滨153人（12）。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剩下的犹太人也纷纷离去，上海犹联于1967年自行停止活动。到那时，上海的犹太居民已不足10人。据了解，此后只有个别犹太孤老或中犹混血后裔仍居住在上海和哈尔滨。如犹太人列伊·伊麦斯是在二战期间穿过西伯利亚辗转逃到上海的，后在虹口定居。在年过50岁时，他与一位江苏姑娘结婚。解放后，他们一家不仅得到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提供的每月300港币生活费，还享受中国政府给予犹太人的特殊经济补贴。60年代初，在国内最低生活费用每月人民币13元的情况下，他们一家共能得到中国政府每月69元的生活补贴。1962年伊麦斯去世后，其家属继续依靠JDC的接济和中国政府的补贴生活。1992年，伊麦斯的女儿莎拉移居以色列，成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个从中国移居以色列的犹太后裔（13）。另有一些材料提到，直到1985年，仍有一位犹太孤老哈娜·阿格雷（Hanna Agre）居住在哈尔滨（14）。
    三、二战后香港犹太社团的发展和台湾的犹太人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香港犹太人的数量没有较大的增长，始终徘徊在数百人上下。1933年访问香港的人称犹太社团由大约50到75个家庭组成，但并没提到确切的人数；1936年的一份出版物估计香港犹太人大约为1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显然是低于实际人数的（15）。到日军占领香港后，大多数在港英籍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财产丧失殆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香港犹太社团又逐渐恢复了元气，人数不断增长，事业也开始兴旺起来。这起先是因为来自中国内地的犹太人纷纷途经香港移居北美、澳洲、以色列等地，后来则得益于大量塞法迪犹太资本从上海等地撤回香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犹太社团不但没有像有人预料的那样衰落下去，反而日趋繁荣，这是与香港所处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的。
    香港犹太社团与新中国的关系的发展可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新中国仍处于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之中，但英国则由于自身利益而早在1950年初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积极开展对华贸易。这就使香港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贸易迅速发展，从1949年到1951年就猛增了两倍半（16）。在这一双向贸易中，与中国内地有着传统联系的犹太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香港犹太社团和新中国的经贸关系与它和旧中国那种经贸关系已完全不同。首先，它不再享有当年列强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因而与新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其次，塞法迪财团在犹商对华贸易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来自欧美的阿斯肯那齐犹商则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讲，这一阶段是香港犹太社团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塑与中国关系的时期。到文革后的第二阶段，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走上全面改革开放之路，香港犹太社团为此欢欣鼓舞，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热潮。1978年，劳伦斯·嘉道理访问了阔别30年的中国大陆。回来后他写道：“我可以欣慰地说，中国政府与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知道我们对自己从小生长的国家是心怀感激之情的，我们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和麻烦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怨恨，而只是使我们认识到：为使世界更美好，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做。”（17） 他还兴奋地写道：“随着中国开始实施四个现代化纲领，香港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繁忙。”（18） 他1985年再访中国，并会见了邓小平。大亚湾核电站的建成，与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香港犹太社团也在促进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推动中国与以色列建交等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如中以建交前，香港便是中以两国进行间接贸易的主要中转站，一年的贸易额达上千万美元，而在中以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是当年逃离德国到上海避难，后成为巨富的犹太实业家肖尔·艾森伯格（Shaul Eisenberg）。1992年中以两国的建交，也有香港犹太人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