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犹太社团的多数成员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实行大规模改革开放后来到香港的。据1989年的抽样统计，在香港定居不到10年（包括10年）的犹太人占犹太居民总数的63.8％，而定居超过20年（包括20年）的只占14.1％（19）。同年的另一项抽样调查表明，香港犹太人中70％以上是阿斯肯那齐犹太人（20），这说明旧目塞法迪犹太人在香港犹太社团中据多数的局面已完全改变。现在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的宗教仪式也逐步转向阿斯肯那齐传统，以适应大多数社区成员的需求。就宗教范畴而言，香港犹太人中既有正统派，也有保守派，最多的是改革派，真正是一个具有多元特征的犹太社团。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拥有登记注册的成员256个家庭，约600余人（21）。由于该犹太会堂属正统派，因此一些保守派和改革派人士于1990年另组成了香港联合犹太社区（The United Jewish Congregation of Hong Kong），出版刊物《羊角号》（Shofar），在香港的影响日趋上升。除上述两大组织外，另有3个正统派组织，其中最强的极端正统派卢巴维奇社区组织拥有一百多个家庭。还有许多犹太人并不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宗教仪式，有学者估计这部分人约在2000-4000人上下（22）。现在一般说香港犹太人约为3000左右（23），这主要是指参加上述五个社区活动的人，如加上那些不参加这些社区组织活动的人，则最高统计数字可达6000-7000人。
    目前香港犹太人中以商人最多，也有教师、律师、政府官员、外交官、学生、医生等各类人士。他们来自三十多个国家，讲15种以上的语言，其中美国人最多（约占39％），其次是英国人（27％）和以色列人（17％）（24），来自加拿大、印度、澳洲、南非等原英属地区的也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犹太社团长期来一直出版月刊《社区新闻》（News letter），自1977年开始编辑出版季刊《香港犹太社团记事》（Hong Kong Jewish Chronicle），1984年又建立了香港犹太历史学会（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积极开展对香港及中国境内犹太人文化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总体来看，香港犹太社团文化素质高、经济上较为富裕，对推动香港的繁荣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犹太社团又开始实施新的发展计划，包括修缮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兴建新的社团文化中心，扩建和更新犹太学校和犹太俱乐部。修缮后的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面貌一新，迎来了百年诞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新建的香港犹太社团中心落成并开始启用，这是一座既具犹太传统，又带有中国色彩的现代化建筑，楼内有一个藏书极丰的图书馆。香港犹太历史学会主席罗狮谷（Dennis A Leventhal）认为：“与公众对香港即将于1997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忧虑相反，这些发展活动显示了香港犹太人对香港的未来及中国政府保持香港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充满信心。”（25）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又有了一个繁荣兴旺的犹太社团。罗狮谷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的犹太人》一书中又指出：“今日，犹太社团对未来感到乐观，社团人口正在增加，开始进行重要的发展项目，犹太人赖以施展才能的天地比香港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广阔。”（26）
    从上述发展的全过程看，1949年后香港犹太社团的兴旺和发展是与当时香港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主要经贸桥梁密切相关的，而1979年后香港犹太社团再次迅速发展则得益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及中国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日趋改善。由此可见，香港犹太社团的命运实质上仍与中国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虽然在新中国境内的老的犹太社团到文革爆发时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的土地上仍然存在着活跃的犹太社团。可以相信，随着中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进，香港犹太社团将更加欣欣向荣。
    最后说几句台湾的小型犹太社团。它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初主要由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犹太商人和在我国台湾地区美军中犹太裔军人构成。1975年，社团正式登记为非赢利社团法人。近年来，因为以色列在台北设了经贸办公室，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犹太人来到台湾经商和学习中文，也加入了该社团。现在经常参加社团活动的有不到50个家庭，约200人左右，大都集中在台北市。他们大都是70年代中期以后到台湾的商人以及在一些跨国公司工作的人员，还有少量学者、学生和外交官。这个社团的宗教领导人为伊霍恩（E. F Eihorn）拉比，属于犹太教正统派，社团委员会主席唐·夏皮罗（Don Shapiro），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籍犹太商人（27）。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新犹太社团的出现
    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或是“回到”中国大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犹太人来华形成三波。第一波发生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一些犹太人到中国经商、工作、旅游，但长期居住的还是少数，进行投资的更少。第二波发生在90年代中期，主要的推动因素是1992年中以两国建交，它导致以色列外交官、企业家和学者纷纷来华，以色列人在来华犹太人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进入新世纪，来华犹太人数量呈现迅速上升趋势，形成了第三波。其动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二是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猖獗，世界上许多地方动荡不安，而中国则相对稳定繁荣。
    目前中国大陆（不包括港台）的犹太居民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总人数在4000人左右，这主要指在中国居住相当长的期限、尤其在中国工作的犹太人。主要犹太居民群体集中地的情况如下：在上海，1998年只有犹太人200多，2002年发展到500人，2005年已超过1000人，2006年达到1500人，2007年已近2000人；在深圳和广州地区，现在约有犹太人一千多（28）；在北京，1998年约有200名犹太人，2005年犹太人已达一千多（29）。另外，在其他一些沿海大中城市，如天津、大连、青岛、苏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等也活跃着一些犹裔人士，约有数百人。目前，各地犹太居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据上海犹太社团领导人毛瑞斯介绍，现在每周大约有4个来到上海定居的犹太家庭。
    今日犹太人来中国的主要目的基本上是三个：经商、工作、学习。在深广地区的犹太人主要是工商业者，主要出于经济目的，因为深广地区本身不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重心，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往返于香港和深圳、广州之间。相反，在北京的犹太人中的外交官、学者和留学生的比例相对较高，因为那里汇集了各国的大使馆和中国众多的高等院校。上海则介于两者之间，工商界人士比例高于北京，但低于深圳广州地区，而外交人员、学者和留学生的比例低于北京但高于深圳广州地区。
    当年的“中国犹太人”及其子女是这股犹太人来华新热潮中最为积极、活跃的力量。1979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M·布卢门撒尔应邀访华，曾专程来上海虹口寻访旧居。他向新闻记者指出，与他1939年自德国逃难来沪时相比，一大变化是“街上已没有乞丐和倒毙者”（30）。此后他每隔几年就要来上海看看，笔者曾多次陪同他去舟山路59号二楼旧居。1989年，时任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校长的Y.特科阿来上海访问，曾在一次宴会上深情地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于青年时代，我在上海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现在我回来追寻那美好的时光。”（31） 1996年，91岁的前以色列宗教部长Z.瓦尔哈夫蒂格重返上海，还深情地亲吻上海的土地，并寻访当年住过的旧居。1994年，以中友协主席T.考夫曼率以中友好人士代表团重返哈尔滨，找到了自己度过童年的旧居，并到保存完好的哈尔滨犹太公墓祭扫，那里仍有600多座墓碑静静肃立（32）。现任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的父母均出生于哈尔滨，其祖父去世后就葬在哈尔滨犹太公墓。2004年6月，奥尔默特首次访华就专程去哈尔滨扫墓。那次他带了200多名企业家来华考察，推动了中以经贸合作。1998年，以色列实业家S.缪勒重返他的出生地天津，在旧居与当年的左邻右舍畅叙昔日友情（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