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文明、种姓意识与“德法观”
    在写于1975年之后的《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奈保尔虽然像以前一样认为，印度人为甘地而发生争执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争执，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甘地，但奈保尔不再从民族斗争的策略上去评说甘地，而是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对甘地主义予以彻底否定，因为甘地所谓的印度文明虽然具有很多现代性内容，但无论如何他是传统印度文明的现代化身。他强烈反对西方文明，试图在现代社会中回归过去，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印度人居然依旧陶醉于甘地主义的幻境之中。有鉴于此，奈保尔强调指出，甘地主义早已成为历史；进一步说，即使在过去的年代里，甘地主义复兴印度的方式也是要回归更远的过去，因此甘地主义是过去的过去，从本质上说实际上是拿过去来扼杀未来。奈保尔说，“甘地活得太长了”，早在1930年左右，他虽然还活着，但他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死去”；1947年印度独立时，甘地“适逢其时”地被人刺杀，甘地作为一个时代至此就该彻底结束；但将近30年后，在1975年进入“紧急状态”的印度社会中，甘地居然鲜明地活在印度的政治生活及日常生活之中。奈保尔深有感触地发现：甘地毁了印度，至今还在毁灭着印度。他认为，甘地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把印度调动起来，团结成强大而坚固的力量来对抗英国殖民统治，在这方面，他很成功，但也正是他的成功使他逾越了不该继续的历史作用：“‘古代情感’、‘怀旧记忆’：当这些东西被甘地唤醒的时候，印度便走向自由。但由此创造出来的印度必将停滞。甘地把印度带出一个‘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另一个黑暗年代。”⑥
    从历史和政治斗争策略上，奈保尔充分肯定了甘地主义包括甘地反贱民制而不反种姓制的斗争策略，但从文明的发展以及甘地主义对独立后印度的影响上，他又否定了甘地主义尤其是甘地的种姓意识。
    当代印度既是西方式民主制社会，同时又是带有印度传统色彩的种姓制社会，二者并行不悖。这是西方学者感到困惑的矛盾现象。英联邦文学专家威廉·沃尔什在《印度英语文学》一书的导论中说：
    印度种姓的起源已迷失于神话传说之中，它与雅利安人的种族意识和印度教的德法观密切相关。它既是残酷的社会等级划分，又是维系整个印度教社会的根本力量，它使人各得其所，同时又各司其职，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某种平静安宁的状态--恒定的印度。这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延续二千多年的种姓制，在当代民主制印度社会中依然根深蒂固，这主要表现于饮食习惯、婚姻、社会习俗、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等等。⑦
    如果浏览奈保尔“印度三部曲”尤其是《印度：受伤的文明》中有关种姓制的描述，不难发现沃尔什关于印度种姓制的看法承袭于奈保尔。这并不是说，沃尔什的说法直接来自奈保尔，而是他们两人关于种姓制的说法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印度种姓制进而是当代印度社会结构的较为普遍的共同性的认识。其中，像奈保尔这样有印度文化背景的侨民作家的著作对西方认识当代印度或许起了关键的引领性作用。
    无论是奈保尔还是沃尔什都认为，种姓制与印度教社会的“德法观”密切相关，“德法观”使印度各个社会阶层安于现状，各得其所又各司其职，从而使印度社会长期处于僵化状态之中。显然，这种状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很不协调。
    各得其所、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体现的本来是一种良好的社会分工，但奈保尔认为，当这种分工与种姓制结合在一起时便变得僵化呆板，并使印度人在各自的“职能”中变得懒散甚至畸形：“在旅馆负责整理床铺的服务生，若被客人要求打扫地板，他肯定会觉得受到侮辱。在政府机关办公的文员，决不会帮你倒一杯开水；就算你昏倒在他面前，他也无动于衷。你如果要求一个建筑系学生画图，他肯定会把它当作奇耻大辱，因为在他看来，身为建筑师却从事绘图员的工作，不啻是自甘作践。”⑨ 奈保尔在“印度三部曲”中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讲了很多颇有讽刺意义的故事，意在说明：“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是一座孤岛，人人只为自己的‘功能’负责，而功能是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实现一己的功能，就是实现《薄伽梵歌》所倡导的无私精神。这就是种姓阶级制度。毫无疑问，刚开始时，它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有效的分工，但如今它却成为分隔‘个人功能’和‘社会义务’、分隔‘职位’和‘责任’的依据。它变得欠缺效率，充满破坏性；它创造一种心态，阻挠所有的改革计划。”⑨
    奈保尔并不否认当代印度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依然认为，印度所有变革所导致的结果却使印度人进一步安于现状，结果使印度既无法向前走向真正的社会改革，也无法向后退回自己的传统之中，于是现代印度在不尴不尬的境遇中跌入到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显然，奈保尔渴望看到一个真正变化了的印度世界，但印度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使他感到焦躁和不安，这最终导致他在《印度：受伤的文明》中得出结论：对于处于衰败和危机之中的印度文明，惟一的希望就在于让它更迅速地衰败。
    奈保尔虽然与印度文化、印度文明有着血缘关系，但他对印度文明的悲观看法是从西方文化、从外部世界来观察印度社会而产生的，尽管这种观察不乏深刻，但印度社会本身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和复杂心理的多面体，印度人大多不会像他那样充满悲观和绝望。在《印度自治》中，甘地曾说，英殖民统治者常常认为印度人是如此蒙昧、无知和麻木，以致不可能引导他们接受任何变革。他认为，这是对印度美德的指责，并强调不变性恰恰体现了印度和印度文明的永恒性。甘地此话虽然虚空，但它同样是在谈印度文化的不变性，从奈保尔的角度说是停滞，但从甘地的角度说则是永恒；也可以说，从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印度总是停留在后面赶不上来，而从印度文化的角度说，印度却时刻在以自身的生存法则来看待并适应周围世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