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是中国史学求新求变的时代。即便在“新史学”内部，也是不断翻“新”。世纪之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宣传“史界革命”，仪型的是欧、日的文明史学。20年代，科学史学跃居主流，先是胡适等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继以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希望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一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20年代末，唯物史观派强劲登场，执牛耳的郭沫若、吕振羽等人，不以胡适、傅斯年的新史学为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是真正科学的新史学。上述不同时段、不同流派的史学，均号称“新史学”。他们虽各新其新，但亦有共同之处--以西方史学为理论依据，反对中国固有的史学传统。
    进入30年代，特别是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后，中国的“新史学”继续出新。周予同观察到“最近数年，即‘七七’事变以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①。其中，钱穆先后发表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如何研究中国史》、《国史大纲》、《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等系列著作，成为令人瞩目的新史学大家。钱氏新史学的新意和特色，并不在迎合此前新史学“崇洋骛新”的潮流，而是接续中国史学的传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②以《国史大纲·引论》为中心，具体分析钱穆在理论上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史的传统，建设中国性格的新史学。
    一、新通史--“今日所需的新史学”
    “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事关国家存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早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就发愿编纂新的中国通史。遗憾的是，30年之后，新史家不仅未能编纂出较为成熟的通史作品，而且暴露出系列问题。
    有识之士对此深以为忧。1931年5月，值清华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陈寅恪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指陈中国学界的弊病，道及史学界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然而，若将此意以观全国学术现状，不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依附西人，而且，“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③陈寅恪将中国学术的独立性视作“实系吾民族精神上一大事者”，敏锐地认识到国史失其正统将造成严重后果。
    不幸的是，短短数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国虽幸存”的局面急转直下，国史教育被急迫地提上了日程，编纂适合抗战需要的中国通史成为史家的首要任务。据陶希圣回忆，“九一八事变发生，北平图书馆开了一个会，孟真和我都在座。他慷慨陈词，提出一个问题：‘书生何以报国？’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是编一部《中国通史》；此后北大史学系即以这一事业为己任。”④而三年前，傅斯年还公开宣称：“历史学不是著史”，“我们反对疏通”，“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⑤国难当头，傅斯年不得不放弃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信念，调整研究计划。⑥他与北京大学同仁集议，“佥以迅速编纂一部足以唤醒国魂的《中国通史》”。同时，他主持北大历史系教学改革，一改注重断代史特别是先秦史的教学传统，约请钱穆开设“中国通史”课程。⑦他还要求张荫麟编写一本适于高中教学的通史教科书（即《中国史纲》）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亦明确要求各院系必修“中国通史”一科。⑨
    正如张荫麟在《中国史纲》自序中所说：“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看，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就中国史学的发展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它们结集，把它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⑩
    钱穆从1933年秋开始在北大担任“中国通史”讲席。为方便教学，他先后编印了《国史纲要》、《国史参考资料》、《国史读本》等。卢沟桥事变后，他随学校辗转流徙，讲学不辍。在极其艰苦、资料缺乏的战争环境下，他坚持写作，于1939年在宜良城外西山岩泉下寺，完成了名作《国史大纲》。
    在此需强调的是，钱穆讲授和编纂中国通史，有一种理论自觉。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再撰文论述“今日所需的新史学”，对时代需要和史学现状有清醒的认识。1934年3月，钱穆以“公沙”为笔名，在《大公报》发表《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一文，明确指出：“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11）1937年1月，他又以“未学斋主”的笔名在《中央日报》发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呼吁史家创造适于时代需要的新史学。他说：“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新史学的大体，“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国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12）1942年1月，为悼念故友张荫麟，他撰写了长文《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再次论述“今日所需的新史学”。
    当然，钱穆对此问题论述最为集中、系统的当属《国史大纲·引论》：“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必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13）此文最初刊发于《中央日报》，影响十分广泛。
    就其时代性而言，钱穆所致力的“新通史”，无疑属于新史学的一部分。它是民族国家的历史，而非以帝王为中心的朝代史。它从整体上接受了进化观念，尽管对其不乏微词。本文要强调的是，在新史学的平台上，钱氏新史学之新，恰在于它所展现的中国性格。以下具体分析这一特色是如何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