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史”立场
    编纂通史，首先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以什么标准“笔削”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和史实，从而形成系统的历史知识，建构起通史体系。因为，编纂者不可能把全部史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地写进去。张荫麟在《中国史纲》自序中根据重要程度，借助西方史学理论，把“笔削”的标准概括为五个方面：“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实效的标准”（Standard of Practical Effect）、“文化价值的标准”（Standard of Cultural Values）、“训诲功用的标准”（Standard of Didactic Utility）、“现状渊源的标准”（Standard of Genetic Relation with Present Situaions）。他认为，除“训诲功用的标准”外，其他四种皆是以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严格地合并采用的。（14）关于“笔削”的标准，钱穆不像张荫麟那般有清晰的说明，但从《国史大纲·引论》等文看，他以“意义”为第一标准。他说：“近代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15）具体说，他所注重的是“今日中国之所需”，是史学与中国现实的正面绾合度。换言之，他不是仅以“国史”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而是时时不忘中国的主体地位，通史致用，服务于国家需要。他研究的是“国史”，无论立场、方法、精神、主旨，均具有鲜明的中国性格。
    钱穆“新史学”的“国史”立场非常分明。1937年2月，他在北平师范大学演讲时明确指出：“余意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16）同年5月，他在该校演讲时进一步分析道：“中国人研究中国史，尤其是中国国家教育其国民的‘本国史’科目，其态度和意味，应该与外国人眼光中的中国史，以及外国学校里讲述到的中国史，绝对不同。此所谓不同者，并非抹杀历史事实，或伪造历史事实之谓。而是历史事实上之轻重、先后、大小、缓急之分。尤其是映照在事实上的一点感情之有无或向背之分。现在中国教育界对其本国史，正可谓无情感，甚至可谓抱一种相反的恶感情。其对本国史的态度，不幸而令人疑其像是一个外国人。这正是现在中国人所极端崇拜的所谓‘客观主义’，而并不像是一个中国人在指导其本国青年所应具的本国史知识。”（17）他认为，“国史”不是外国人的中国史，也不同于中国人的外国史。“国史”所研究的国民，乃“我”之先辈，血脉相连。
    故此，他反复强调，对待本国史必须持有“温情与敬意”。他说：“所谓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前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18）1939年，他发表长文《国史漫话》，提出国民对于本国史必具的四条信念，后又将这四条信念作为读《国史大纲》的前提，郑重地置于该书卷首。此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与科学史学异趣，发扬的正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胞物与”的人文传统和主客交融式的研究方法。
    上述立场和态度，决定了钱穆“新史学”的任务必然是探讨和揭示本国史的独特价值。1936年11月，他发表《略论治史方法》指出：“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他以运动家与音乐家、网球家与足球家的传记作喻，指出因个性、环境与事业之不同，“其取材详略存灭远异矣”。同理，“写国史者，必确切晓了其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而后能把握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而写出其特殊之‘精神’与‘面相’。然反言之，亦惟于其特殊之环境与事业中，乃可识其个性之特殊点。如此则循环反复，欲认识一国家、一民族特殊个性之所在，乃并不如认识一网球家或足球家之单纯而简易。要之必于其自身内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个性，则一也。”因此，欲求中国之个性、评判中国之历史，就不能以人绳我，以外国为唯一标准强求中国。他认为“革新派”治国史，每每忽略了国家民族间的差异。“凡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驱，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彼方目神炫于网球场中四周之采声，乃不知别有一管弦竞奏、歌声洋溢之境也则宜。故曰：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19）由此亦可看出，他提出对国史有一番“温情与敬意”，批评“革新派”对历史抱偏激的虚无主义，绝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基于其历史理性和独特思考。
    钱穆治史志在求其异，寻求“国有与立”的内在根据，这与“科学派”求客观的取向明显不同。自五四后期起，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坚人物极力主张中国的“学术”要去应用化、去道德化、去中国化。1928年，胡朴安邀请胡适加入中国学会，遭到胡适严词拒绝，其理由是：“我不能赞成草章的第一条。我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功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20）傅斯年在为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所写的识语中，曾明确表示“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认为“整理国故”不关国家或民族的事，仅仅是科学上的事。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史语所和北大历史系，在处理国家与历史的关系上，继续主张采取绝对的客观主义态度。由他执笔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明确表示：“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后对于这些材料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去研究方便些。”此种治学态度，自有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但在国家和民族危如累卵的现实面前，难以胜任时代需要。
    正是针对此，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考订派”之“科学”和“客观”发出了严厉的批评：“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此派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