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史家风”
    钱穆强调“新史学”以中国为主体，还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认同。他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通史家风”，致力于中国风格与立场、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按传统术语，即“体用一源”、“道器合一”，用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国史大纲》出版后，他曾对学生说：“穆之此书，窃欲追步古人，重明中华史学，所谓通天人之故，究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者。”（22）钱穆的“通史”理论，自本自根，在西化风潮中独树一帜。
    何谓“通史”？钱穆认为，就对象而言，“历史乃人事之记载，故史学亦为一种人事之研究。”（23）“通史”以“人事之记载”为研究对象。1937年5月，他在《历史与教育》一文中说：“余意国史教育之第一个条件，应该使本国史包涵多分的鲜明而活泼的‘人事’的成份。……历史本是人事的记载……从人事记载里，可以探讨其文化之价值，与剖辨其社会之形态等等。……所以即使不论教育意义，而纯粹为历史之探究，亦只有先注意其人事的部分。”（24）注重“人事”，“述事以求理”，正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梁启超在比较中西史学的特征时说：“中国之史，长于言事。”（25）张君劢指出，“东方所谓学问，由人事入手；西方所谓学问，由自然界现象入手。”中国学问所究者为人事之盛衰兴亡，异乎西方学问所求的真理或科学律。（26）不同于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中国人的思维强调“即器求道”，即“史事”以求“史义”。《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其托诸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胡三省所说“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27），均是这方面的表达。
    “人事”之研究，决定了“通史”具有“现在性”。他在《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中申述：“历史所载人事，虽若限于过去，而按实殊不然。人事必有持续性，有持续数年之久者，亦有持续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以上者。既有持续，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谓过去。”换辞言之，“过去者尚未去，未来者则已来。”所以，不同于心理或物理上之时间感，人事上之“现在”有其宽度。“人事乃由过去穿透现在而直达将来。过去与将来凝成一片，而共成其为一有宽度之现在。研究历史者，实即研究此一有宽度之现在事件。其事活泼现在，而且已直透而达将来，岂得谓历史只属于过去人事？”他进而指出，研究历史者，其最要宗旨在研究当前最为积极活跃之大事件。“故凡一历史事件，莫不有其相当之持续性，而其间复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主潮；消极者，乃此历史大流之旋伏。更有泡沫浪花，虽亦历史大流之一相，而实无当于大体。然则为吾中国历史之主要大流者系何？曰：此必为吾国家民族文化之绵历与发皇，吾国家民族文化之奋斗与争存，舍此则皆不足以当历史之主流。”他认为，当时最积极活跃之大事件非中国民族文化的持续演进莫属，此一事件已“活跃现在”持续及于五千年之久，而继此以往，乃必继续演进，继续不失其活跃之现在性。“研究历史者，苟得此总纲，则千条万缕，纵经横纬，无不入扣。”（28）
    同时他又强调，处于过去与未来交压下之现在，“绝非命定”。他指出，历史的“现在性”恰恰为史家发挥主体性、创造历史提供了可能。“现在有无限量之宽度，吾侪正可在此无限量宽度之现在中不断努力，以把握将来而改变过去，以完成其理想与完美之现在。……所谓改变过去，实即改变将来。此将来与过去，实同一现在也。”换言之，“过去与未来相互拥抱，相互渗透，而其机括则操之于现在。而现在则绝非一瞬息一刹那，即过去即未来皆在此现在之宽度中。必领略此意，乃始于历史研究得有神悟，得有妙契。”因此说，“历史实为人类事业之不断改进，而绝非命定。研究历史，即谓其乃研究如何改进现在人事之一种学问，亦无不可。”（29）
    就大题目大纲领看，当时最为“活跃现在”的历史事件非抗日战争莫属，钱穆所谓“今日所需的新史学”实即能服务于抗战需要的新史学。而能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融贯、相互渗透于一体者，“通史”最具优势。明白了历史的现在性，自然也就明白了钱穆何以提倡“新通史”。诚如他自道：“此所称之‘新史学’，其实昔人已早言之。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惟昔人虽有此意，而未尝以今世语道达之，今则姑以名号假借，称之为‘新史学’。史学殊无新旧，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时间’相，通透‘空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亦必能如此，而后于史学真有得，而后于世事真有补。”（30）
    刘家和先生指出，中国与西方史学传统中有一个重要区别：同是通古今的史书，在中国均称为通史，在西方则必须是带有普世性或区域群体性的才称作global history、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单一国家的历史虽通古今也不冠以一个表示“通”（中国人心目中的通）的字眼。他认为，西方所重的是普世史的特色，而中国所重的是通史的特色。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史性的时间之经。（31）就此而言，钱穆强调以“通史”为“新史学”，阐述和发扬的正是中国的“通史家风”，中国立场依然显明。
    四、“历史中求史识”
    通史之“通”在意境，其理想境界是主旨与系统、精神与体系的统一。精神主旨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和体系表现出来，方谈得上意义和价值。不过，对于什么是科学合理的方法，如何建立新通史的组织系统，近代史家有不同认识。
    胡适、梁启超等人不承认传统史书具有科学性，认为旧史无组织、无系统。他们以科学化和专门化为进路，先是史书和史料的分类整理，继之以专题和专史研究，最后形成通史。就落实情况而言，胡适的“整理国故”、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和傅斯年的“史学即为史料学”，所致力的还是第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史料的分类整理和史实的辨析证明。在方法论方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侧重讲史料的整理和专史的做法，何炳松《通史新义》主要介绍史料研究法和如何依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简单地说，他们要撰写的是中国的历史，理论方法却是西洋的。正如金毓黻所说，“以西哲所说之原理，以为中国新史学之建设，梁、何二氏实最努力于此。”（32）以建筑为喻，如同从中式古典建筑上拆下材料，然后按照西洋的图纸重新搭建起来。他们寄望在专门史基础上汇总而成的普通史，在笔者看来，此普通史与其谓“通史”，不如说是“全史”，因为它与古代通史的风格大有径庭之别。（33）例如，古代通史类史书注重综合贯通，梁启超的《中国通史》（目录）首重科学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