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张君劢：《义理学十讲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9页。
    （27）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新校资治通鉴注》（一），台北：世界书局，1970年，第28页。
    （28）钱穆：《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01～202页。
    （29）钱穆：《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06页。
    （30）钱穆：《中国今日所需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刊于《思想与时代》18期，1942年1月；后收入《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07页。
    （31）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3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6页。
    （33）周予同指出，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的“通史”，这种体裁非中国所固有，是由日本输入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5页）
    （3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学衡》第74期，《文苑、文录》第10页，1931年3月。
    （35）张尔田：《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学衡》第66期，《文苑》第5页，1928年11月。
    （36）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37）钱穆：《国史大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38）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39）钱穆：《国史大纲》，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40）钱穆：《略论治史方法》（原刊于1936年11月《中央日报》“文史副刊”《读史随笔之一》），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58～159页。
    （41）钱穆：《崔东壁遗书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442页。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说：“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史，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
    （4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4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4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4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0页。
    （4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4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4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7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33～34页。
    （4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见《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卷，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