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上许多成功的历史考证或研究成果，似乎都得益于无意史料。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王氏自己将这一成就归功于其使用的“二重证据法”，并将“二重证据”解释成“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10]2，陈寅恪进一步阐发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11]247。“地下之新材料”、“地下之实物”何谓？显然是甲骨卜辞，但这是埋在地下的文字，并非近代考古学意义上地层中的实物。所以我们认为，王氏之成功不是因为使用了近代意义上的考古资料，而是因为使用了甲骨卜辞--一种典型的无意史料。贞人或商王的有意之处在占卜，而殷先公先王的名字则是在占卜时无意留下的。因为当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成为时尚之学，故王、陈对“二重证据”的解释有攀附新学之意，对其考证成功的评判又有故意赋值之嫌。否则为什么王氏运用地下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对大禹的考证却是失败的呢？显然金文与卜辞不同，金文多是撰述歌颂祖先的有意撰述，其可信性较之卜辞有很多差距。所以，如果讲“二重证据法”的话，就王氏考证的真实情况，应是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二重，是这两类史料的对勘，而非地上地下的互相释证。又如梁启超和陈垣考证玄奘西行始年问题，陈氏之所以比梁氏高明，从史料的使用上看，梁氏使用的是《续高僧传》、《慈恩法师传》和新旧《唐书》，陈氏除使用了梁氏所用史料外，还使用了《贞观政要》《全唐文》《通典》《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甚至法帖《圣教序》中的史料，其中不少属于无意史料。再如，杨志玖考证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运用的关键史料是《永乐大典》之《经世大典·站赤》中的记载，该史料并非为了记述马可波罗的事迹而留下的，亦属于典型的无意史料。科学史研究的进行，更多地依赖于无意史料，如竺可桢对于中国古气候的研究，使用的许多史料都是无意史料。据记载：“历史资料在地球科学研究工作中也很重要。竺可桢先生关于气候变迁的研究就是一例。从1925年开始，他不断地从经、史、子、集以及笔记、小说、日记、地方志中收集有关天气变化、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等资料，加以整理，临终前于1972年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2]6引文中所提及的相关史料，恐怕绝大多数属于无意史料。席泽宗对超新星的研究，也得益于古代留存下来的无意史料。“近几十年来，利用中国古代的天象纪录来研究超新星遗迹、地球自转的不均匀性、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等许多问题，已成为热门课题，在英、美、日、韩等国都有人在研究”[12]6。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其有意处是在宣扬天人感应，但今天却不经意成为了科学史研究的绝佳资料。
    长期以来，人们更习惯于、也更多地从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角度谈论史料的价值，普遍认为直接史料的价值高于间接史料。傅斯年对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论述较为充分，他虽然将史料分成八对范畴，但“其实这八对范畴可以概略为一对，也就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其余均由此衍伸”[13]。他说：“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5]3而就这两种史料的价值而言，傅斯年认为：“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5]4“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5]5傅斯年给我们的“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的提醒非常重要。固然，直接史料因为其留存者距离历史发生的时空最近，留存者多为目击者或事件的亲自参与者，而使得其价值较高，间接史料因其转手再加上自然的流失，使得史料更容易走形，如同排队喊话，传至最后，甚至已经大相径庭。但是，也有后来史料胜过从前史料的情况，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材料，是经过了缜密考证而选择写入的，其可信度有的远远超过此前的史料。此外，正因为直接史料距离历史发生的时空近，所以观察者留下的记载往往具有部分性、片面性、暂时性、不完整性，反而不如间接史料具有全局性、统合性和反映事件的全面性。特别是这些目击者或参与者，因为距离历史发生时空最近，作为史料的第一留存者，其主体之“意”也就发挥着更强的作用，反而不如后来的转存者，因为他们往往已经与当时的历史没有利益的瓜葛，能够更加客观地对待历史。梁启超曾举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证：“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闿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1]97因为情感的作用导致了其著史目的的发生，主体之“意”对历史真实的干扰是很显然的。在史料产生的初始点上，若从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可取甚至无效的。所以，与其纠结于“直接”“间接”或“一手”“二手”，倒不如用“有意”“无意”划分史料更为有效。从这一意义上说，地上的无意史料比地下的有意史料更宝贵，比如出土文献，实际上与传世文献是一样的，也是有意的，固然没有经过流传过程中的失真，但却无法抹去其有意造成的失真，所以，出土文献有时反不如无意的传世史料，况且，出土文献又多是残缺的、不系统的。总的说来，直接史料的价值高在其稀有性，而不高在其可信性。
    我们不妨举文字语言、小说、诗歌等为例，进一步阐明无意史料的价值。这几类史料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无意史料，实际上，严格地讲，它们也是有意史料，不但它们的产生和留存有作者之“意”贯穿其中，而且有的还有明确的存史的目的。关于如何区分二者，我们在下文再进行辨析。这里，我们先看它们的史料价值。
    文字语言是一种无意留存，只是人们撰述的工具，虽然人们所写内容是有意的，但使用文字语言时却并不着意，故而文字语言往往无意中带有作者时代的信息。梁启超说：“至如小学类之《尔雅》《说文》等书，因其名物训诂，以推察古社会之情状，其史料乃益无尽藏也。”[1]52陈寅恪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4]172亦即一个字里面蕴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伪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11]105此外，文体等与文字语言一样，都可作无意史料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