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即使如正史这样的有着鲜明而强烈的主体之“意”的史料，也有许多无意流露出来的历史信息。如《史记·货殖列传》本是商贾的传记，意在留下这些人的功业事迹，竺可桢则据其所描写的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研究环境的变迁；《晋书·五行志》本是记载天人感应迷信思想的，竺可桢先生却以之证明当时的气温[19]280-289。竺可桢采用的史料，显然都是无意史料。
    其三，即使是文学作品的史料，也不能排除一些有意流传下去让别人和后人知道的目的。比如有人专门写文章攻击、诋毁自己的敌人，有的则故意虚构事实颂扬、吹捧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虽然不是在写历史，但是写文章的目的却是故意让人遗臭万年或流芳百世。所以，对有意和无意史料的区分，我们必须转换角度，不能再简单地以史料存在的形式作截然的区分。
    那么，怎么来区分呢？我们说，哪里有人的经意，哪里就有可能作伪，同样，哪里有作伪，哪里必然有无意的流露。谎言是很难不穿帮的。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是一体的两面。无意史料就是在不经意中见真实。报纸是有意史料，但报纸中的广告是无意史料；虚夸的广告内容是有意史料，广告虚夸本身是无意史料。家谱、族谱中的谀辞颂语多为有意为之，而人口数量的信息则是在无意间留存下来的。正是所谓“一件为了某种目的留下的材料，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又成了‘无意的证据’”[18]274。无意与有意，如影随形。所以，对于史料的有意与无意，要辩证地看。从一方面的信息看，可能是有意的，而从另一方面看，则是无意的。如果从官私著史的角度看，官方中的民间史料与民史中的官方史料，尤其值得重视，这些往往是无意记载。无意史料与有意史料二者是相互涵容的，这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又如太极阴阳图。只是有意史料容易确定，无意史料不好把握而已。
    布洛赫说：“几乎没有一门科学象历史学那样需要同时具备不同的手段，而在动物王国里，人的行为最为复杂，因为人是万物之灵。”[2]54布洛赫尖锐地指出了历史学的困难。我们不但要同时具备不同的手段，而且要同时具备不同的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都是必须的，而且二者应该互相对勘。我们要学会从有意史料中提取历史的真实信息，更应学会从故意造伪的有意史料中发现历史的真相。布洛赫说：“中世纪的作家撰写了许多圣徒行传，他们自以为描述了这些虔诚人物的生涯，但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实质性的东西，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假如我们把这些传记作为反映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和思想材料，来加以参照，（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其价值就无与伦比。”[2]50陈寅恪曾谈及伪史料中之真信息的发现：“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样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以为某所以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因而对待这类材料，“重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与作者而利用之”[11]280。顾颉刚也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作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作伪的时代则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20]8他们的思想为我们发现有意史料中的无意信息指明了路径。
    面对史料，我们要力求超越地上地下的区别，超越直接间接的区别，超越史籍与他书的区别，超越史料各种存在形式的区别，一任以有意和无意来看待史料，将所有的史料均放在有意无意的天平上秤量，放在有意无意的尺度下衡准，这样才能度量出各种史料价值的高低，进而发现历史的真相，推动历史研究的进步。这里所言只是“超越”，并非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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