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语》和《祭法》所透露的这些内容珍贵的传说时期史料的真正价值应通过更完整和深入的分析来研究。在这一点上，近年有学者说“《鲁语》和《祭法》的不同究竟反映了什么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19）应该是很正确的。“疑古”学者早年研究方法的根本问题是在于其习惯性地将古代传说资料间关系看成是某种假设中的单线性演化过程的关系。而从我们对《尚书》成书过程中文本形成中复杂的多元化情况的了解来看，《鲁语》与《祭法》有关内容上的不同是不能排除与古书文本形成中的复杂情况相类似，同样也与有关资料发生上的多元性有关的。“疑古”学者以单线性演化观点解释传说资料发生问题的方法在近代对中国传说时期研究的早期有相当大影响，迄今对于这种方法错误的原因和纠正的要点也还不是所有人都明确和认可的，所以在当今的有些研究中我们还是不时可以看到这种简单方法的表现，而对这种简单方法的沿用在当前对传说资料形成问题的研究中将继续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在近年一些涉及黄帝传说性质问题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虽然研究者总体上对于方法问题有相当严谨的要求，却还是会在缺乏必要证据的条件下不经意地以单线性演化的概念来解说有关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引起研究者注意还是很必要的。
    如所周知，在黄帝传说问题研究中，黄帝传说的属性问题是最为人们所关注的，对整个传说资料研究有示范的意义。而早年《古史辨》学者是普遍相信传说中的黄帝是由神演化为人的，实际上等于否定黄帝传说可能与真实存在过的远古人物或远古人群的指代有关。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中关于“黄帝与皇帝”的论述，可说是这一论点的最详尽、深入的论述。（20）而在黄帝本属神性说的基础上，《古史辨》学者逐步构建起作为传说人物的黄帝由神（“上帝”“皇帝”）向远古人主和古代王室的“祖先神”演化的过程。上文提到顾颉刚依据驺衍所谓“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断言“当战国之末，‘学者所共术’之古史，其最早一人为黄帝”，（21）意思也就是黄帝被当作历史人物须是战国末期才有的事，在此之前则固然只能是神话而已。这就是《古史辨》学者努力构建古代记述内容元素沿单线轨迹演化图景的一个典型代表，但其中证据上的缺环是很多的。我在多年前曾有一篇小文指出：以“‘黄帝’实出‘皇帝’之变字（通假字）”并不能成立；而“黄帝”也并不是“帝”演化的结果；甚至包括甲骨文在内的资料中的“帝”的起源也有具有“人性”（而非必“神性”）背景的迹象。（22）虽然有关的问题是可以再讨论的，在黄帝传说性质的问题上也还有许多难点和空白点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但《古史辨》学者早年构筑起的那种具单线性特征的传说资料演化理论过于简单化，并且明显证据不充分，这一点还是应当看到的。而且当前仍应当特别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对于我们客观地分析黄帝传说的发生及其属性问题干扰最大的，也还是由《古史辨》研究所极力主张的这种单线性演化的理论。
    例如，当发现早期器物上有记述黄帝的文字后，从一般的研究方法的要求出发，研究者应当首先将其作为一件有独立来源的资料对其做完整的考察，以最终确定其史料意义，而战国青铜器陈侯因敦就是这样的一件资料。我们注意到有的学者在有关研究中，提到“目前所见最早谈到‘黄帝’的出土文献是战国是齐威王因（齐）所作的陈侯因敦”（铭文中有：“其惟因，扬皇考，邵（绍）（緟）高祖黄啻（帝），屎（纂）嗣桓、文”），但其评论则是：“齐威王所处时代是战国中期，可见至少在战国中期，黄帝在某些地区已经由上帝（皇帝）变为祖先神了”。（23）其实如果将陈侯因敦作为具独立来源的资料来看待，其提及黄帝的内容本来可以是表明黄帝传说的发生可能具有人性背景的一项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线索或证据。正如该作者同时所引的丁山的评论所说：敦铭固已表明“黄帝之为人，更不得疑其子虚乌有，谓非故帝王也”。（24）丁山之说的重要理由显然是出于对古代有关礼仪的严肃性的体认。尤其是对于祖先的追认和祭奠，在三代文化中的严格要求是极为突出的。因此对丁山这样的判断并没有很好的理由绝然地否定，而是应值得重视。我们现在对于战国中期齐国王室对祖先祭典（包括纪念）礼仪规定的意义以及有关仪节的做成和施行细节，还不能说已全盘了解，所以就更没有明确的理由将敦铭提到“黄帝”并称之为“高祖”乃是出于古代礼制的严肃要求的可能性完全否定掉，至少应当谨慎地对待敦铭的真正意义的问题。所以未经严格论证就先断定敦铭所说一定是攀附之词，显然有过于轻率之嫌。上述学者的评论，在这里很明显是受到《古史辨》单线性理论的影响。所谓“黄帝……由上帝（皇帝）变为祖先神了”这个说法本身已经表示作者对于《古史辨》学者描绘的传说故事元素关系图是认可了，而这幅关系图的理论主旨就是传说资料的单线性演化。然而我们已经说过这些都是远未经过严格的论证的。在这个例子上还应注意的是，它不仅认可了以传世文献记述为对象的单线性理论，甚至还将三代的实用性文字资料也涵盖其中，使单线性演化过程涉及的文字资料范围扩展到最大。由此需要说明的问题会更多。这样不仅会进一步导致对于因古书形成过程中文本问题而产生的传说时期资料间的复杂关系不可能有清晰、准确的分析，而且对于由不同载体形式保存的大量传说时期史料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将由于受过于简单化的单线性演化理论的影响，而失去正确认识的机会，尤其是完全没有能看到传说资料形成中也存在多元性过程的问题。从对包括清华简《尚书》文本在内的古书成书过程复杂情况的认识中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对于形成过程本来就更为复杂也更少确知的传说时期史料的问题，如果仍然坚持某种单线性演化理论的解释方法，很可能会造成研究中更长久的失误。传说资料形成过程中存在的多元性特征，应该是我们今天讨论传说资料地位和价值问题的一个认识上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