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领域被忽视的史家
    中国历史编纂学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并具有不断开拓创新的传统，不仅创造出以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为主的多种体裁，而且每种体裁也都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不断获得丰富和完善。“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1]这段话很好地说明历史编纂绝不是“剪刀加浆糊”的简单技术层面工作，而是史家学、识、才、德的重要载体，以此视角开展史学史的研究，将展现出更开阔的学术视阈。步入20世纪以后，诸多史学名家如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张荫麟、罗尔纲以及白寿彝等都曾对历史编纂进行了探索并作出创造性贡献，白寿彝主编的大型《中国通史》更是在总结和发扬历史编纂学遗产的基础上，创造了立体式撰史的新综合体，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然而，在20世纪历史编纂的探索过程中，有一位史学名家亦曾作出独特贡献而未得到学界应有重视，他就是吕思勉先生。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门第，其曾自言“家世读书仕宦，至予已数百年矣”[2]434。他一生著述宏富，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字学等方面都写下了大量的论著，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严耕望曾推其为现代史学四大家之首：“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3]其诸多著作中，以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和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最有影响，以独创性的体裁体例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推动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尤为可贵的是，通史编纂因其时间跨度大，资料浩如烟海，有待考证的问题多如牛毛，而被当时学人视为最艰难的事业，他却以一人之力独立撰成两部成功的中国通史，不愧为一代史学大师。对其在历史编纂上的探索和贡献，我们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而应结合其治史旨趣、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不断进步加以深入剖析，方能给予更全面、准确的评价。
    一、《白话本国史》：开创中国通史编纂的新纪元
    《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的第一部中国通史著作，于1920年拟定写作序例，1922年成书，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出版后即风行全国，一版再版，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本，并且是广大青年用以自修的读物，从而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通史之一。此书产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承继新史学统绪、熟练运用进化史观撰写中国通史的代表性著作。在其之前，尝试运用进化史观撰写通史较著名的是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两部教科书式著作都具有开创性，但同时亦存在理论运用机械化问题，而且严格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夏书写到隋朝，刘书更是只写到西周末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社会呼唤一部全新通史的出现，因而吕氏这部从方法到内容都焕然一新且一直写到民国的新式通史一出版即大受欢迎。顾颉刚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4]256这部书在历史编纂上的特点和成就最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进化论为指导，揭示历史发展大势，反映社会生活全貌并注重探究因果的编纂主旨。
    这部书采用白话文撰写的方式，以与新文化运动相呼应，在体裁上则选用由西方传入而广为学人所采用的章节体，同时，设置序例、绪论以阐明本书特点及著述宗旨等。他在序例中首先标明其书不同之处在于：“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著想。”[5]序例而在绪论中则这样为“历史”下定义：“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5]绪论同时又指出治史最要紧的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5]绪论。他鲜明地标示其编纂主旨在于以进化论为指导，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重新审视和整理旧有材料，揭示历史发展大势，探究人类社会整体演进历程并分析原因、总结规律。
    首先，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史（秦以前）、中古史（秦汉至唐朝全盛期）、近古史（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史（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史（西学东渐至清朝灭亡）和现代史（辛亥革命以后）六个时期加以论述。历史分期是通史撰述的关键，反映了史家对中国历史演进大势和阶段性特点的把握。他的这一分期未必恰当，但却是其进化史观最直接的表现，说明他突破旧史以朝代兴替为划分标准，而代以社会变迁为依据，且其依据颇有见识高明之处。比如，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迁表现在井田制的崩坏以及“（一）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共有财产的组织破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5]143，因而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且，他指出，“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5]328，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根本变化。这种创新见解对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所以能有如此见识，不仅因为其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大势有宏观的把握，亦在于他已经将社会经济作为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他还将这种以划分阶段来揭示历史进程的方法熟练应用到各种具体问题的论述和分析中。比如，他将中国学术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及晚明有清六大时期，且指出清代汉学的实事求是精神使“中国人易于迎接西洋人科学思想的原理”[5]658；指出康有为创造孔子托古改制之说，主张社会进化，“实在对于几千年来迷信古人的思想，而起一大革命”，并认为清代学术“如剥蕉抽丝，逐层进步；至于此，则已图穷而匕首现了。而西洋的思想，适于此时输入。两种潮流，奔腾澎湃，互相接触，就显出一种‘江汉朝宗’、‘万流齐汇’的奇观”[5]660。真可谓见识高远而又切中肯綮。当然，其注重对历史大势的把握还有诸多表现。比如，在评价历史人物功过时将其置于历史发展时势中；敏锐地观察到三国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孕育时期；准确地指出乾隆盛世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每个时代都附有世系图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