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2)
其次,他在论述历史进程时增添了许多社会组织、人民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内容,以求反映社会整体情状,使读者得窥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这较旧史或偏重人物传记、或侧重理乱兴衰、或专记典章经制而言有根本性进步,他所追求的是在进化史观统摄下,尽可能完备地记载能够反映社会方方面面的史实,并努力探求其演变轨迹。他希望通过对史料的爬梳和融会贯通,向世人展示一幅中国社会整体演进的动态画卷,而不是呆记史事或偏重某一方面的记载。因此,他在每一篇中都设置专门章节来论述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比如,他在上古史中设置“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和“古代的宗教和文化”;在中古史中设置“秦汉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和“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在近古史中设置“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等等。从具体内容来讲,他对每个时期的官制、教育和选举、兵制、刑制、赋税、货币、学术等都进行了最简明扼要的论述,并能抓住它们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内在的演进逻辑。比如,他在论述秦汉官制时指出其特色有三点:1、宰相权力仅次于天子,九卿亦各有独立职权。2、外官阶级少而威权重。3、地方自治的思想尚有存留。[5]220在论述魏晋隋唐时期官制时指出,宰相渐渐失其权,九卿渐渐失其职,外官权力则有日趋于重之势[5]318-320。而在论述宋代官制时又指出,“从秦汉的官制,变成隋唐的官制,是六部专权,九卿失职。从唐朝的官制,变迁成宋朝的官制,则是发生了许多临时特设的机关,而六部亦失其职”[5]460,外官则取中央集权主义。因此,如果将其关于每个时期某一制度的论述合到一起,就是这一制度的变迁史,由此亦可见其通达的史识。而且,他十分重视赋税制度的记述,因为他认为“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却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5]328-329,其力求反映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愿望可见一斑。 第三,他不仅重视探求历史发展大势,揭示社会生活整体情状,而且注重挖掘历史演进和社会演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曾言:“凡论史事,最宜注意于因果关系。”[6]64比如,他在论述春秋战国时期游士风气兴起的原因时,认为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势密切关联,指出东周以后,“贵族政体渐次崩坏;做专官有学识的人,渐变而为平民;向来所谓某官之守,一变而为某家之学;民间才有‘聚徒讲学’之事……民间有智识的人,一天天增多;贵族里头,可用的人,一天天减少”,因而不得不进用游士,而当时讲求学问的人,则渐渐以利禄为动机,“可见得社会的文化,和物质方面大有关系”[5]114-115。再如,他认为政治变动的原因要从社会组织的变迁上去探求。他总结豪杰亡秦时,认为这是“中国平民革命第一次成功。以前汤放桀,武王伐纣,秦灭周,都是以诸侯革天子的命”。随后其引《史记·高祖本纪》所载刘邦的无赖行径,并指出辅佐他的人亦大多非世家子弟,而竟然成功了,其原因“实在就是社会组织的变迁”[5]176-177。他注重从阶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变迁分析历史问题,因而能得出不同于常人的新鲜见解。 以上所论编纂主旨,与梁启超所开创新史学的理论方法正相发明,吕思勉实为新史学旨趣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说:“予年十三,始读梁(启超)先生所编《时务报》。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述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7]352又说:“他(梁启超)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的。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尤其是他对于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知道的很多;他每提出一问题,总能注意其前因后果,及其和环境的关系,和专考据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8]两相比较,其治学旨趣正与梁氏一脉相承。此外,由其开始注意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视角观察历史问题来看,此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虽尚未深究,但显然已受到影响。 (二)继承而又突破传统历史考证方法以再现历史真实的实事求是精神。 史家编撰史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真实、深刻地再现历史真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不仅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亦须具备严密的考证方法。对此,吕思勉有清楚地认识:“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一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作精密正确的。所以……要懂得汉学家的考据方法。”[5]9他九岁就已读过《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对考证学家广参互证、追根求源、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甚为信服,上文曾提及他“性喜考证”,才渐入史学一途。他认为“要明白一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先要晓得他的‘事实’。考究人类社会已往的事实的东西很多……然而最完全最正确的,究竟要推书籍。所以研究历史,仍得以‘史籍’为中心”[5]6,因此,其考证多于古代典籍中钩稽爬梳,而以二十四史为主。他六岁起开始读经史古籍,且每读一书均认真写作札记,68年风雨不辍,积箧累筐。①其读二十四史尤为用功,据黄永年记述至少四遍以上[9],这种硬功夫,不仅今日大部分学者难以望其项背,即较乾嘉考据学者亦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其精勤和数年的积累使他对古代典籍烂熟于心而融会贯通,从而能对古代政治事件、疆域、民族、官制、刑制、兵制等诸多历史问题加以严密考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看法而提出诸多独创见解。比如,他指出“后人……都以为刑是衰世之物,到了衰世才有的,这种观念,于法律的起源,实在大相违背”。他通过广泛考证《礼记》、《周礼》、《尚书》、《左传》、《公羊传》、《白虎通》、《管子》、《韩非子》等诸多典籍所记载相关内容后,认为上古时期礼就是法,“因为违犯了,就要有制裁的”,而当时法律掌握在乡官手里,与后世地方行政官监管司法正是一样的,至于所用的刑罚,最早的是“五刑”[5]122-124。再如,他考证秦以前的兵制,认为后人所持“兵农合一”、“全国皆兵”的观念是一种误解。其通过比对大量典籍的记载,指出“兵农合一,不但春秋以后不然;就西周以前,也并没这一回事”[5]120,考证颇为详尽。其他如考证政治事件、教育和选举等都基于参考大量典籍的基础上,广参互证,追根究源,常能发前人所未发。而且,对于其所景仰的梁启超的观点,他亦不盲从,而是以追求历史真相的态度勇敢地与其辩论。1923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认为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吕思勉认为此说颇伤武断,因而第一个撰文反驳,写成《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卷二十号,读者可比较观之。此外,他还是《古史辨》第七册的领衔主编。童书业在该书序言中说:“这册《古史辨》在上海出版,也得到许多意外的助力,如史学家前辈吕诚之(思勉)帮助我们的地方实在不少,使我们的工作大为增光……他的讨论古史方面的著作虽然不多,却篇篇沉着深锐,超出并时人研究之上。”[10]而顾颉刚对这册的评价是:“这一册的文章讨论得最细,内容也最充实,是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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