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独到的学术眼光在史书编撰中广泛鉴纳多学科知识。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史学应广泛吸取社会学、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逻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成就与方法，对历史进行专题研究，以全面揭示历史发展的根本大势[16]。作为新史学的承继者，吕思勉亦非常重视吸收鉴纳多学科知识以服务于史书的编撰。他说：“现在要想研究历史，其第一个条件，就是对于各种科学，先得要有一个常识。治史学的人，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实亦不然。有许多道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如演变的观念，若不知道生物学，就不能知道得真确。又如治历史，要追溯到先史时代，则史家对于地质学，岂能茫无所知？……所以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15]29而且，他认为史家最应该注意的是社会学、考古学、地理学和文学，其中尤以社会学最为重要。他指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史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12]412他这部书即是借鉴了各种学科知识而以社会学为主，主要反映在其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论述中，而尤以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实业、货币、衣食住行等章为明显。而且，与当时很多人不同，他不是生搬硬套社会学理论，而是细心领会其观察视角和思想方法的优点，再通过爬梳古代典籍而反观中国事实，运用存乎一心，了无痕迹，因而往往能够得出带有真理性的认识。比如，他指出，“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13]76，因而中国古代文化落后的部族往往被文化先进的中原所同化，而后者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则得以保存和延续。像这样的精彩议论和分析，几乎贯穿于全书中，而且皆能以流畅简练的文字表达出来，毫无机械之感，亦可见其社会学功力的深厚，无怪乎有学者称其为“开拓中国社会史方向的先驱者”[17]。
    三、通史编纂经验在断代史中的成功运用
    除以上两部中国通史外，吕思勉还编撰了《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和《隋唐五代史》（1959年）四部断代史，而且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经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实为史学界一大遗憾。其断代史编纂充分吸收通史编纂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而加以成功运用，而且在编纂之初就有宏伟的规划，即以断代史的形式来完成一部大通史，因而造端宏大，成就斐然。以编纂特点而言，几部断代史颇为相似，兹以《先秦史》和《秦汉史》为主加以分析。
    首先，吸收通史编纂经验以构建周严完备的断代史编纂体例。
    其断代史体裁体例实际上是糅合两部通史的优点而成，即在继承两大板块特点的基础上采用章节体以使体例更加完备。他在编纂断代史时依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纪事形式叙述政治兴衰，下编则分述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只是相较《吕著中国通史》以事和专题立章而章下无节的简略而言，断代史又重新采用了结构灵活而又容量丰富的章节体，因而不仅体例完备，而且内容翔实，从而成为编纂断代史较为完备的体裁体例。同时，他在每部断代史中都设置总论一章，以为全书统领。比如，其《先秦史》总论首言“史也者，所以求明乎社会之所以然”的宗旨，继而指出史家多以划分历史时段来阐明史事，虽各有划分之法而皆以周以前为一期，是因为“封建易为郡县，实为史事一大界”[18]1；而且总论之下又设三章言古史材料、民族原始和古史年代，皆有总论性质。《秦汉史》总论言分期问题而《隋唐史》总论则比较隋唐与汉晋之不同。同时，在其文中常见诸如“古代士大夫，亲族之聚居者较多，农民则五口八口之家而已，已见《先秦史》第十一章第二节”等此类指示性方法，由此亦可见其实以通史眼光编纂断代史。这种编纂体例看似简单，实则非常不易，因为断代史和通史的编纂要求不同，它对内容的详尽有更高的要求。以政治发展而言，因可供参考的史料丰富尚较易写成；但经济生活、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等方面的编撰则实非易事，因传统史书多偏重政治制度的记载，而于经济状况、社会组织、人民生活等则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需要从细琐繁复、浩瀚无边的古代典籍中钩稽爬梳，梳理其沿革的脉络线索，而从其所列章节条目和论述内容来看，虽尚不无漏略，但大体已周匝赅备。其以一人之力，能如此面面俱到，且征引繁富，扎实不拘，章节编排合理有度，无任性繁简和虚浮矜夸之病，足以显现出其学识的渊博、史识的通达和高超的分析综合、比较鉴别本领。
    其次，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描绘断代时期的社会全貌。
    通史撰写和断代史撰写有不同的编纂要求，虽然二者都要求“通贯”和“详尽”，但显然断代史对“详尽”的要求更高，因而不仅章节设置细密，而且征引广泛，内容充实，考核精详，篇幅繁多，与两部通史的简略迥然而异。比如，他在《秦汉史》中论述秦汉时期政治发展大势时分为“秦代事迹”、“秦汉兴亡”、“汉初事迹”、“汉中叶事迹”、“汉末事迹”、“新室始末”、“后汉之兴”、“后汉盛世”、“后汉衰乱”、“后汉衰亡”、“三国始末”等11章详加论述，且章下所设节最多者达16节，此详略之异仅观目录即判然可明。在反映秦汉社会情状时，不仅设置了“秦汉时社会组织”、“秦汉时社会等级”、“秦汉时人民生计情形”、“秦汉时实业”、“秦汉时人民生活”、“秦汉政治制度”、“秦汉学术”、“秦汉宗教”等8章加以论述，而且根据当时社会特点对豪强、奴客门生部曲、游侠、秦汉时君臣之义和士大夫风气变迁等加以重点论述，而在秦汉人民生活一章则增添了如宫室、葬埋、交通等内容。其所记载论述的内容，已基本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秦汉时期社会的全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设置章节时已经十分清晰地分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层次，此是其接受并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直观表现。此外，关于有学者指出其《先秦史》未充分应用当时学界的考古成绩问题[19]，这确是其编纂史书中运用史料所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其一贯做法，即以二十四史为主的古代典籍为主要史料来源。之所以如此，与其史料观有密切关系，他在《先秦史》第二章“古史材料”中明确指出：“据实物为史料，今人必谓其较书籍为可信。其实亦不尽然……今之所谓古物，伪者恐亦不啻居半也。即如殷墟甲骨，出土不过数十年，然其真伪已屡腾人口……古物真伪，若能据科学辨析，自最可信。然其事殊不易……惟有取其发见流传，确有可据者……今世所谓发掘，自无作伪之弊，然其事甫在萌芽，所获太少……藉资参证则可，奉为定论，则见弹而求鸮炙，见卵而求时夜矣。”[18]21此可明其为何不广泛采用考古成果。然而，这不能说明他对当时考古的成果不关注，此观“民族原始”和“古史年代”两章所征引书目可明，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