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僔和尚在鸣沙山开凿第一座石窟开始,莫高窟作为佛教圣地,吸引了无数信徒和游人前来瞻礼观光,各地游人在莫高窟留下了大量的包括汉、吐蕃、西夏、于阗、蒙古等多种文字在内的题记(又称“游人漫题”、“游人题款”)。早在上个世纪初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对莫高窟进行考察时最早迻录了相当数量的汉文游人题记,并将其收入后来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①至四五十年代,史岩、谢稚柳也曾在探讨敦煌艺术的著作中提及此类题记。②1988年出版的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以下简称《题记》),对游人题记的汉文部分做了最为全面的整理和校录,并将录文附于“石窟供养人题记”后一并刊布。③可以说,莫高窟的这部分游人题记,文献价值虽不能与数量众多的供养人题记相提并论,但也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讯息,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多年来,却鲜有学者对游人题记史料做进一步的梳理与系统研究,利用游人题记进行敦煌学研究的论著也十分有限。据笔者管见所及,在近年出版的相关成果中,似乎只有以下几种著述提及或利用了游人题记史料:一、《敦煌学大辞典》之《游人题记》条目及所附《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对游人题记做了简要介绍,并征引了若干条题句;④二、公维章《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一文,利用元、清两代的部分游人题记探讨了当时敦煌佛教的发展状况;⑤三、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一文,根据其多年整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照片资料的经验,对莫高窟题记进行了全面整理与分析,惜该文重在分析、揭示供养人题记的研究价值,仅在“反映洞窟时代的题记”部分简略介绍了游人题记的数目、题写时代,及对元、清两朝游人题记的概括,没有进行更多的探讨。⑥当然,以上学者对游人题记的整理和研究,为莫高窟和敦煌佛教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随着伯希和《笔记》中译本的出版,学界对莫高窟游人题记利用和研究的不足更为凸显,在材料方面也有再补充的必要。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伯希和《笔记》与敦研院《题记》所录历代汉文游人题记做一系统梳理和综合分析,以期对这部分特殊史料的文献价值有更深入的挖掘。 一、莫高窟汉文游人题记的数量、时代与来源 莫高窟的汉文游人题记绝大多数为刻画、墨书、土红书、淡褐书,主要题刻在南窟40余个石窟的内外檐壁上(北窟仅数条),即有题刻的石窟约占南窟总数的10%。与多由开窟塑像的“窟主”或与窟主有密切关系的姻亲眷属,在固定位置上依一定顺序题写,形式整齐规范、内容严肃的供养人题记不同,游人题记既无固定的题写位置,也无一定规矩可循,有些甚至是随意刻画、诸如“到此一游”之类的文字。莫高窟历经千年风霜侵蚀,许多游人题记至今已漫漶残泐,且一些题刻还经过多次覆盖与恣意涂抹,文字和年代都难于辨识。总之,由于游人题记无法像供养人题记那样表明与某一石窟的确切关系,这种局限性和特殊性,决定了游人题记史料研究与利用方面的难度。 笔者综合伯希和《笔记》、敦研院《题记》所附“游人漫题”录文,以及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一文所做的统计,将历代游人题记的数量(条)依时代顺序进行了重新梳理,简示如下表: 据表可知,以上三家所提供的不同时代游人题记的数量存在一定的出入。对此,可作进一步的解释:伯希和在敦煌仅一个月时间,除去在藏经洞筛选写本,他抄录的洞窟题记自然不是全部。而据他后来回忆称:“一共有近200多条”“汉文题榜”,这大概是其接触到的游人题记的总数⑦。但由于抄录时间较早,故伯希和抄录的清以前的录文往往字数多、详细,很多内容为敦研院《题记》所无。但敦研院录文条数最多,且有大量清代以及若干条民国时期的游人题记,内容丰富,如有长篇题诗完整抄录,十分难得,恰可补伯希和《笔记》之不足。总之,《笔记》与《题记》各有千秋,可互为补益。至于徐自强先生统计的莫高窟全部游人题记(汉文)条目总数为187条,由于没有注明题记所在洞窟编号,故无法与伯希和《笔记》、敦研院《题记》相比照。而根据本人的不完全统计,伯希和抄录汉文题记约108条,⑧敦研院《题记》抄录约146条(两者明显互重者数十条),加上前述史、谢著作分别提及的4条,⑨则莫高窟历代汉文游人题记的总数约近250条,若以每条平均20字左右估算,总字数大约在5000字左右。 以上题记中,年代最早的,为唐长安二年(702)的一条无名氏题记⑩。稍晚一些的,则是后晋天福十四年(949)、十五年(950)以及北宋开宝九年(978)等归义军政权统治敦煌时期的文字。至于最晚的游人题记,题写于敦研院编第365窟门入口北壁上方,时间为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11)。总之,现存莫高窟游人题记的时间跨度约1200多年。具体来说,唐、五代及宋仅存十余条,西夏时期十余条,元代数量最多,在80条以上,明代仅6条,清代60多条,中华民国时期5条,另有60余条时代不详。不难看出,因年代久远,唐五代时期的游人题记已所存无几;其次,明代游人题记也较稀少,元、清则是游人题记最多的时期,近150条,超过全部游人题记总数的一半以上。 漫漫千年间,都有哪些人在莫高窟留下了足迹?根据笔者对游人题记的分析,唐、五代历宋、元、明、清,直至民国,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游人包含了复杂的成分,大体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也是最为多见的游人,为普通信众、香客,包括到莫高窟出资塑像做功德和游历的文人,如落款“甘州油饼街周二”、“安西王大老娘”等,(12)应是来自劳动阶层;再如清雍正三年(1725)的一则题记称“武威弟子”白圣科、樊希华、刘沐、刘斌、章熹等五人前来礼拜,其中刘斌一人出资“开圣像六尊”。(13)文人留墨则有同治五年(1866)伊吾萧立衡的题诗(已残),以及光绪元年(1875)“鸣沙丕显”的七言诗等。(14) 第二类游人,为佛教界的僧官、学者。如后晋天福十五年,敦煌三界寺院主道真,随同归义军首领曹元忠到莫高窟礼拜并留下题诗。(15)元以后,有凉州府古浪县清凉寺的住持、(16)两次到莫高窟礼拜的宁晋路临汾县普济院的僧人满师(17)、北五台山大清凉寺僧、(18)宁夏某寺僧张□南、(19)西凉州普寿寺僧大千、(20)甘州普明寺普明大师一行等。(21)清嘉庆三年(1798),兰州住持僧李心能及徒弟前来莫高窟“探究佛理”。(22)在宋代建造的454窟,共有22条游人题记,其中信众、香客与佛教僧侣类游人的题记共19条,这个比例,大体可以反映莫高窟历代游人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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