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治”系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的年号，“橘”则为日本古姓。（95）此题记应为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的笔迹。橘瑞超（1890-1968），1909（明治四十一年）开始与野村荣三郎到吐裕沟、喀喇和卓、阿斯塔那、和阗等地进行探险。1911年，野村带文物回国，（96）橘瑞超则继续逗留在新疆若羌一带，搜购经卷。因其与日本国内失去联系，大谷光瑞又派吉川小一郎来到敦煌探询下落，1912年初（明治四十五年），两人在敦煌会合。在等待橘瑞超的四个月中，吉川小一郎在莫高窟留下了题刻。但橘瑞超题刻录文中的“明治四年”显然存在脱误；“晦日”，指朔日前一天，而五月一日为农历三月十五，为望日，前后文义明显不通，“日”字也略小（97）。据《橘瑞超探险记》：
    在敦煌停留期间，我访问了那个著名的石窟寺即千佛洞。……我去的时候是2月，路边的树还没有发芽，两边地里也看不到一片绿叶。（98）
    因此，橘瑞超题记的录文恐有讹误。
    以上数条题记，对近代西方探险家在莫高窟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补充，也以另一种文本形式纪录了近代以来莫高窟国宝流失的沉痛往事。
    众所周知，游人题记是在游历活动中慢慢形成的一种行为习惯。由于古代社会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普通人远涉山河的机会往往非常稀少，行旅也大多充满艰辛，因此文人常把远游称作“壮游”，登临胜地也多题咏赋诗，游人即兴题刻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心理使然。当然，其弊端亦尤为明显，即对文物古迹带来了破坏，但另一方面，也为历史研究留下了一种体裁特殊的文献。
    早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初，伯希和第一次将莫高窟的各类题记进行了分类，并抄录了供养人题记、发愿文、功德记以及大部分相对完整的用汉文题刻的游人题记，开辟之功，尤不可没。对此类题记的价值，伯希和有如下认识：
    游人题记，它们全部或几乎全部是用汉文书写。我已经向您讲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的游人题记，这可能非常奇怪，但其数量不大。属于第一类的（西夏文）大约20余方，属于第二类（八思巴文）勉强只有10余方左右。它们几乎全部无法利用了。此外还有藏文、回鹘文、以常用字书写的蒙古文以及少许的婆罗谜文题记，但这些附记均指某名当地乡民声称他曾在洞窟中焚香之事，它们只具有一种不太重要的价值。整个背景都是中原汉地式的。（99）
    可见莫高窟的汉文游人题记不仅数量居最，其书写形式和内容也影响到了其他民族文字的题记，只不过相较于其它题记，伯希和对其评估不是很高。其实，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曾经说过：“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100）莫高窟这类游人“刻词”，虽不像敦煌碑铭墓志、供养人题记那样被学者所重，但它同属重要的古代文献遗存，更具原始性、真实性，它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敦煌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因而独具价值，正可谓：石窟千载游人迹，片羽吉光补丹青。倘能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等西北地区众多石窟尚存的汉文、吐蕃文、于阗文、回鹘文等多民族文字的游人题记一并重新辑录并加以整理和考订，则必将为敦煌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
    ①[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莫高窟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比较文化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华西大学博物馆，1947年；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③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以下简称《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80-181、949-951页。
    ⑤公维章《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第22-31页。
    ⑥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收入郝春文主编《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6-339页。
    ⑦[法]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敦煌莫高窟笔记》附录《敦煌藏经洞访书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32页。
    ⑧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称107条，第324页。
    ⑨徐自强《敦煌莫高窟题记研究》称107条，第324页。
    ⑩伯希和编号第149号洞，《笔记》第348页。
    （11）敦研院编号第365窟，《题记》第143页。
    （12）伯希和编号第6号洞（敦研院编号第144窟），《笔记》第5页，第74号洞（敦研院编号第98窟），《笔记》第136页。
    （13）敦研院编号第342窟，《题记》第13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