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所记之事，发生在1920年（民国十年）11月间，当时新疆政府将窜入敦煌的400余名白俄军人安置在莫高窟。这些散兵游勇不仅在窟中举火，炊事取暖，熏燎石窟，还损坏塑像，在壁画上随意涂画军队番号等。据此后到过敦煌的北京大学陈万里教授回忆，“于一四六号洞内得见《李君碑》（按：即武则天圣历元年（698）《李君（克让）莫高窟佛龛碑》），碑于民国十年时为居留俄人所断，已折为二”。（84）由此而引起敦煌“商民各界”的强烈愤慨，时值肃州驻军周炳南营长驻扎敦煌，他力主将白俄军人迁出莫高窟，并于1921年8月出兵驱逐了白俄军人，莫高窟因“军队保护”而重获平安，民众于是为之题咏留念。（85）莫高窟第148窟甬道北壁大“龙”字间，也题有：
    属沙州管……缉拿安集……并探洋人下落。七月初八日进山，十四……往□随带兵丁十余□游洞春亭□□（86）
    虽然题写人身份和时间不详，但从文字和内容判断，所反映的也是西方人在敦煌与中国军民发生冲突的背景。而同在第365窟入口北壁处的墨书题记就更为重要，题云：
    余关内靖远人昨年随陆君
    警佐来敦今携王什长警兵等住此
    预防美国技师等恐偷诸洞
    壁之画余闲住无聊持□（弍）笔
    登楼偶题于三层楼之中间
    民国十四年闰四月廿二日弟子朱铭牖涂（87）
    这条题刻的时间为1925年公历6月12日，题刻者为关内靖远人“朱铭牖”；据此，早在“昨年”即1924年，朱某就已来到敦煌，目的是为阻止“美国技师”破坏壁画。据王冀青《华尔纳与中国文物》征引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出的档案资料《内政年鉴》（四）“处理外人采运古物”部分：
    民国十四年，甘肃陆洪涛以北大特派员内有美国技师数人，赴西北调查古迹，日前据密探保告，美国技师欲攫取敦煌画壁，电请内务部迅予以转令北大校长，婉饬该技师等，不得逾越调查范围，或竟与撤回，以免误会。经函请教育部转饬遵照。（88）
    题记与档案中的“美国技师”，即美国探险家兰登·华尔纳（1881-1955）。1924年初，身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的华尔纳首次来到敦煌，用事先准备的涂有粘着剂的胶布粘走了莫高窟壁画20余片，并通过贿赂王圆箓道士购得彩塑一尊。据陈毓贤《洪业传》，当时曾担任华尔纳翻译的燕京大学学生王近仁将此事告知了洪业，洪立即上报教育部，遂有布置沿途省县对华尔纳一行严加防范之事（89）。但据题记，朱铭牖被派驻敦煌在1924年，早于内政部通电，究其原因，在于华尔纳粘走壁画的行径当时即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据陈万里日记所记：
    5月20日。往月牙泉，余与陆警佐同车。……今日为阴历四月二十八日，月牙泉适有庙会，到时游人极盛……偕陆君进城。途中，陆君告我前任陆县长卸任后，行至新店子为人民所截留，非取还华尔纳所剥离之画壁不可。经陆君驰回敦煌，邀去绅士数人，始得和平了结。因此，杨县长于此番外人游西，颇为郑重，况镇、道叠有密令，不得不如此云。余唯唯。（90）
    显然，与陈万里同车的“陆警佐”，即题记中朱铭牖提到的同僚，曾参与平息因阻止放任华尔纳粘盗壁画的县长离任而发生的民乱，此间，陆警佐提醒陈万里官方已对华尔纳高度警觉，（91）并对陈和华尔纳助手翟荫严加监视，二人遂匆匆离去（5月19日到达敦煌，三、四天后即离开）。6月上旬，已经到达安西的华尔纳一再提出前往敦煌的请求，但均被地方当局拒绝，（92）一周后，华尔纳不得不解散他第二次组织的福格博物馆敦煌调查团。总之，结合朱铭牖题刻的时间（6月12日）来看，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较早采取了措施，参与敦煌文物的保护。当地民众的反对和政府军警的介入，对华尔纳第二次敦煌掠宝计划的破产，都起了重要作用。
    与莫高窟全部游人题记为刻画、墨书、土红书、淡褐书不同，在第443窟外西侧，有一处用铅笔题写的题记：
    大日本京都吉川小一郎
    明治四十四年十月二十日（93）
    第428窟（北周）甬道南壁，另有一处用铅笔题写、署名“橘”的题记：
    明治四年五月一日晦日昔闻千□（佛）洞历览
    □洞……□（开）□范……□对
    橘（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