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希和看来，他遗漏的某一游人题记曾提到过“法照庙”；由此推测，留下《五台山求法行纪》的法照和尚或许就是亲自绘制了屏背式大幅壁画“五台山图”的人。但伯希和的上述说法显然不准确。据《宋高僧传》，法照是唐大历中南岳云峰寺沙门，曾入五台山礼拜金刚窟，但其与敦煌并无直接的联系。（63）至于“五台山图”，则是龙朔年间唐高宗遣沙门会颐到五台山“检行圣迹”时，由同行的画师张公荣绘制的，这种屏风式图曾在长安广为流传，长庆四年（824）吐蕃曾遣使至长安求索。莫高窟有六窟绘有“五台山图”，除五代1窟外（敦编61窟），均为屏风式。据学者对敦煌文书P.3973、P.4648、P.3931、S.397《五台山行记》的研究，早在晚唐、五代时期，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已经在敦煌传播，两地间佛教界的往来已非常密切，“从于阗国王亲礼五台山圣迹的记载来看，沙州一定有不少僧人在当时也随着入朝使的行列到过五台山。他们回到敦煌之后以极大的热情叙述、讲唱和描绘他们自己亲眼所见的五台山”。（64）游人题记所提供的这些信息与敦煌文书、壁画中所反映的有关史事相互印证，表明宋、元以后五台山文殊菩萨信仰不仅得到统治者的推崇，五台山的僧人前来敦煌学法求经、研讨佛理也络绎不绝，两地僧团组织间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敦煌作为西北佛教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依然存在。
    明代莫高窟游人题记仅存五条，时间分别为洪武、正统、成化、万历年间，题主多为军人和官员，只有一条为万历二年（1574）巩昌普通游人所题。（65）这种状况与敦煌处在明廷、蒙古余部、吐鲁番三种势力的反复争夺中有着直接的关联。
    明初在敦煌设立了沙州卫，仍由蒙古族酋长统治。但当时沙州卫遇到了哈密等民族政权的侵扰。洪武四年（1371），置察逊卫，授土酋桑济索克为指挥同知，又为蒙古亲王多尔济巴勒（朵儿只之后）所攻，察逊卫并入安定，居乌尔珍地。永乐四年（1406），徙安定卫于色尔腾。（66）正统十一年（1446），甘肃镇将任礼率兵至沙州，将沙州卫属民全部强行迁入嘉峪关内，“居之甘州，凡二百余户，千二百三十余人，沙州遂空”，设置于嘉峪关外的哈密、赤斤、罕东三卫，“亦渐不能自立，肃州遂多事”，吐鲁番日益强大，每每“直犯肃州”。（67）题记中的军人，大多是来自驻守肃州（治所在今张掖）的官军，如正统十二年（1447）瞻礼过莫高窟第77窟的张杰、徐贵总兵二人。（68）而伯希和编号第74号洞一条“成化十三年（1477）的一方很长的题识”：
    指挥师英钦奉敕命统领官军二千员名到此沙州安攘（？）夷人 当今
    皇上固守后门永臻（？）国界掌（？）靖
    千户董（？）和
    镇捧（？）保庆其余每名不开
    把总李一名阿□
    兼队捧（？）□
    赵仲俱系□中□□所
    成化十三年六月初三日述
    紧接着此题记的，是一方“由12行组成的题记，已呈半磨损状，包含着一些专有名词”，（69）其实，这些“专有名词”即人名和“队”名，如“刘刚队”、“韩玉队”等。显然，两方题记同为师英及部下所题，他率士兵二千人驻守沙州，“安攘夷人”，抵御吐鲁番的东进，为“皇上固守后门”。战事之余，师英前来莫高窟礼拜，随从包括了把总及镇、队长官多人。
    在伯希和编第169号洞题记中，又有师英之名出现：
    陕西行都司肃州镇指（？）□□□
    师英等统领安军三千兵□为因沙州
    等处番达难□□□□□
    到此安抚安妥归义降□□□□□
    全（？）相感
    佛盛力愿番娈安妥人民安幸（？）
    成化十五年元月廿一日记（70）
    题记的字面虽不完整，但可以证实距上次瞻礼莫高窟一年半后，陕西行都司属下肃州长官师英统领三千人马，仍在沙州等地与吐鲁番部交战，故题记有祈佛保佑“番夷安妥”之意。而正是在此年（1479），明廷在沙州故城置罕东左卫，任命居留在沙州境内的蒙古首领困即来为都督签事，（71）以图控制继续沙州。但正德十一年（1516）至嘉靖七年（1528），罕东左卫的将领已不能抵御吐鲁番的进攻与苛政，率部族五千余人归附明朝，沙州遂为吐鲁番所有。（72）明后期，一向被佛教徒视作圣地的莫高窟冷寂下来，此时游人题记的稀少与佛教的衰落正相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