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钱穆曾回忆说：“诚之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亦不见书本，书本尽藏于其室内上层四周所架之长板上，因室小无可容也。及师偶翻书桌之抽屉，乃知一书桌两边八个抽屉尽藏卡片。遇师动笔，其材料皆取之于卡片，其精勤如此。”（见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292页。）
    ②相关论述可参见侯云灏《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流派略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③其中，关于典志体对吕思勉史学的影响，他自己曾回忆说：“把《通典》和《通考》对读，并读过《通志》的二十略。此于我的史学，亦极有关系。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见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10页。）
    ④目录对比可参见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载《史林》2008年第1期。
    ⑤吕思勉曾联系华东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身）出版中国通史，且已按照出版社要求编写了《拟编中国通史说略》（收录于《吕思勉遗文集》上），惜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先而未能如愿（参见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201页）。
    ⑥钱穆曾将《国史大纲》面呈吕思勉请其作最后一校，而吕氏曾盛赞其论南北经济一节（参见钱穆《回忆吕诚之老师》，载《蒿庐问学记》，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6页）。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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