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创造这种新式体裁，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1938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最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必修科目，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吕思勉认为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而又长期从事历史教育和研究的学者，他敏锐地指出当时“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所以他“变换一个方法，上册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下册则“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如此，读者在读下册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瞭了”[13]299。事实上，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板块的创造灵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马端临的启发。《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理乱兴亡和典章经制两大类，吕氏认为，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只是他又指出：“史实确乎不外这两大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13]绪论因此，其通史著作从内容上讲已经远远超出马氏所论范围，但两大板块的灵感确导源于此。而且，早在编写《白话本国史》时他就指出，纪传体中的纪、传是记载前一类事实，志是记载后一类事实；而“编年体最便于‘通览一时代的大势’；纪事本末体，最便于‘钩稽一事的始末’；典章制度一类的事实，尤贵乎‘观其会通’”[5]绪论。所以，他的独创体裁是在充分吸收传统体裁优点，依其编纂主旨加以糅合创造而成的。其目的是要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情状，因而他没有采取纪传的形式，而是将关键历史人物的事迹融合于历史大势的叙述中，而继承发挥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同时，他又注意吸收编年体的通贯优点以克服纪事之间互不统属的弊端；再继承并发展典志体的特点以记载叙述各种文化现象的变迁。③因此，他的这一体裁既有极强的通贯性，又有包举社会文化诸端的广阔性。
    此外，他采取这种体裁编纂中国通史，实有其现实寄托。他说：“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13]绪论其在全书最后更是鼓舞国人应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并引梁启超所译拜伦的诗作为结尾：“马拉顿前啊！山容飘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13]466一个史家的强烈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二）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逐渐服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加以熟练运用。
    吕思勉是新史学的承继者和实践者，以进化论为指导，探讨历史演进大势和反映社会情状的编纂主旨也贯穿于其一生的史书编撰中，这部著作所采用的新式体裁实际上更鲜明地体现出这一主旨。而且，其在上册所开列的文化诸专题，实为继承梁启超的通史编纂构想，将梁氏所拟定通史目录与吕氏目录相比对，自然可明，只是吕氏目录为切合大学通史教材的实用性而更为简练。④同时，在社会生活内容上，较《白话本国史》而言，他增添了衣食、住行两章，以更好地达到新史学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比如，他通过考证《诗经》、《礼记》、《孟子》等古代典籍的记载，认为“古人主要的食料有三种：（一）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猎，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二）在气候炎热、植物茂盛的地方，则食草木之实……（三）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又指出，“烹调方法的进步，也是食物进化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根本，由于发明用火”[13]202-204。其重在记述古代社会衣食住行的变迁并注意分析其原因，从而使读者可对古代人民的生活状况演进有一基本的了解。
    此外，他在秉承新史学旨趣的同时，学术思想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前进，其表现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逐渐服膺。前文曾提及他很早就曾对马克思主义予以关注并已受到其影响，而在编著《吕著中国通史》时已经对此学说深为服膺，并熟练运用到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中。他曾回忆说：“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尔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2]440后来，他还曾在《再示荣女》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14]当然，其所谓服膺是有所偏重的，最主要表现在探讨历史因果时注重经济基础并视其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因素。他曾说：“讲学问固不宜预设成见，然亦有种重要的观念，在治此学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则就茫无把握了……其中第一紧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第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如此，则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15]31-32因此，在其著作中讲述经济发展的内容占有不少篇幅，同时，他又将其视为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因素。比如，他在考究中国古代族制变迁时，指出由于生产的转变，财产和权力都转入男子手中，于是社会组织由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时代。而氏族的崩溃也同样是由于经济的变迁，他指出“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精密，人们之间交流越来越密切，私有财产也渐次而兴，“于是氏族崩溃，家庭代之而兴”，而且“数千年以来，社会的生活情形，未曾大变，所以此种组织，迄亦未曾改变”。所以，他得出结论：“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断的。”[13]28-31此外，他还注意运用辩证法分析中国学术的演变，此读者参阅“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一章即可自明，限于篇幅，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