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以通达的史识、深刻的分析和创新的见解赋予历史记载以巨大的震撼力。
    史家若仅仅记载、描述一代史实，实未能完成历史编纂的任务，一部编纂成功的史书，应能通过分析和议论赋予历史记载以震撼力。吕思勉正是如此，喜作分析和善发议论是其史书编纂的一大特色，此由前文关于两部通史的叙述即可明白，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术的进步，其历史见解也在不断提高。比如，他对历史分期的命名上就有不同于以往的见解，认为“今之治国史者，其分期多用上古、中古、近世、现代等名目，私心颇不谓然。以凡诸称名，意义均贵确实，而此等名目，则其义殊为混淆也……然其分期，当自审史事而为之，并当自立名目，不必强效他人，则审矣”[18]3，因而将断代史分别命名为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较之以前脉络更为清晰、特点更为鲜明，可谓慧眼独具而成一家之言。再如，他指出中国儒术盛行自汉武帝开始，此人人皆能言之，但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其“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20]88。以学术发展大势和时代风气评论武帝对于儒学盛行的功劳，堪称别具一格。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在编纂断代史时经学观念已经逐渐摆脱今文倾向而贯通今古，达到科学的境界。吕思勉成长于今文经学学派文渊之乡常州，又受康梁影响，因而他虽然是新时期接受了科学观念和方法的新史学家，但早期经学观念带有较明显的今文倾向，这是学术转型的时代特点在其身上的反映。他是成长于五四时期的新式学者，受时代精神的洗礼，认为经学必将衰落，但同时认为其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而且指出以各学科方法分治经学将是学术大势所趋，所论甚为精彩：
    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然经为最古之书，求学问至材料于书籍上，其书自仍不能废，则治经一事，仍为今后学者所不能免，特其治之之目的，与前人不同耳。清儒治经之方法，较诸古人，既最精密；则今后之治经，亦仍不能无取于是，特当更益之以今日之科学方法耳。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21]243
    他指出经书不能废的原因在于“材料之存焉，仍以此为大宗，仍不可不细读”[22]，又说“经学专行二千余年，又自有其条理。治史与治经异业，然不通经学之条理者，亦必不能取材于经”[23]，都是强调经典的史料价值。但同时，其今文倾向又是比较明显的。比如，他认为古文经为刘歆伪造，并从社会变革角度分析其所以伪造的历史和社会原因。[21]230-233又说：“自武进庄氏、刘氏，以至最近南海康氏、井研廖氏，则破坏莽、歆所造之古文经，以复孔子学说之旧也。今后学者之任务，则在就今文家言，判决其孰为古代之真事实，孰为孔子之所托，如此，则孔子之学说与古代之事实，皆可焕然大明，此则今之学者之任务也。”[21]235另，1929年，钱穆（吕思勉早年学生）作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刘歆造伪的虚妄性。据钱氏回忆，在作此文之前，曾与吕思勉就经今古文问题通信十余次，“各累数万字，惜未留底，今亦不记其所言之详。惟忆诚之师谨守其乡前辈常州学派今文家之绪论，而余则多方加以质疑问难”[24]。甚至在《古史辨》第七册序中童书业依然称其为“今文学的大师”。当1933年其出版《先秦学术概论》时这种倾向已开始发生转变。比如，相较以前笃信《新学伪经考》而言，此时对康有为所论刘歆造伪及改定六经次序问题认为“殊近深文”、“亦无明据”[25]。到1941年《先秦史》已开始不谈刘歆造伪，而说：“今古文之经，本无甚异同，而说则互异。”[18]7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谈到刘歆造伪时，更是断言“根本无此事实”，对于《新学伪经考》则直言“站在经学的立场上说，则其书实在是无足取的”[26]394-395。此外，关于其经学观念转变，钱钟汉的回忆也是很好的例证[27]，限于篇幅，不再繁列。
    余论：简单的比较
    吕思勉自专意治史以来，以一己之力，数十年如一日撰写史书，一生都在不断进行历史编纂的探索，在通史和断代史领域都取得骄人的成绩，于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的发展贡献巨大，亦为后人提供了借鉴。尤其是其通史的编纂，具有鲜明的开创性，而且他在20世纪50年代曾计划再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只是未能如愿⑤。顾颉刚曾言：“中国通史的写作……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4]77钱穆是吕思勉学生，而《吕著中国通史》和《国史大纲》完成时期较为接近，亦均为通史编纂中最具代表性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兹将二者同异之大要略述于下。⑥
    首先，两书均为大学教材，因而在规模和行文上都力求简练顺畅，但在体裁体例上却大不相同。吕书采用独创的两大板块结合的体裁，其下则以专题和大事形式论述中国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钱书则采用编年体的特殊形式--纲目体，以简练的文字把一些事实概括起来，放在史书突出的地方，称为“纲”，“纲”下则是比较详细的记载和论述，称为“目”。
    其次，在编纂内容上亦有所不同。吕书以单独成册的形式对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和探讨，因而使得这方面内容突出而又具有整体性；钱书则是以时间为序，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三代之部”、“春秋战国之部”、“秦汉之部”、“魏晋南北朝之部”、“隋唐五代之部”、“两宋之部”、“元明之部”和“清代之部”八个时期，在叙述政治大势中夹叙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但又根据各个时代的不同特点设置纲目，力求“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著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著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著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28]，因而显得较为灵活，但相较起来，钱书究竟偏于政治多些。正如吕氏后来所评价说：“现在的学者中，我觉得钱宾四先生气象颇有可观；唯觉他太重视了政治方面，而于社会畸轻，规模微嫌狭隘而已。”[26]401
    再次，两书均产生于抗战时期，因而在著述宗旨上都带有民族感情寄托。吕书旨在让国人略知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明瞭现状之所以然而能为前途之预测并指示前进的路径；钱氏则在其引论中明言其书旨在“发挥中国民族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28]，可谓异曲同工。故而，两书都具有强烈的贯通意识和系统条理的结构，又都基于再现历史真实的史家责任而均注重史实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