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皇的神化与“皇权神授”思想的树立
    皇室神道的核心思想是天皇神化和“皇权神授”。这一思想的树立主要是通过皇室的自我宣传和律令条文规定实现的。
    大化改新以后，历代天皇和中央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神化天皇和宣扬皇权神授思想。
    大化改新时，即645年6月19日，新统治集团的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召集群臣于大槻树下，举行集体盟誓，誓言的核心思想就是天皇是天（神）的代表者：（19）
    天覆地载，帝道唯一，而末代浇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于我，诛殄暴逆，今共沥心血，而自今以后，君无二政，臣无贰朝，若贰此盟，天灾地妖，鬼殊人伐，皎如日月也。誓言中的“帝道”是指“天道”。“帝道唯一”是说“天道”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可改变的，“天道”确立君臣秩序也是不可改变的，忠臣者都必须遵守。可是，竟有人违背“天道”，扰乱君臣之秩。为此“皇天”将“诛殄暴逆”的大任委予天皇（我），终于恢复了君臣秩序。今后无论是君，抑或是臣，应共同遵奉“天道”，君奉天意行政，臣则一心仕朝，不违君臣上下之序。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天皇（我）与“天道”、“天意”联系在一起。天皇是天（神）代表者的思想，用集体宣誓的形式被确定了下来。正是基于上述的天皇是天的代表者的思想，在大化改新期间，孝德天皇的诏书中，进一步把它引伸为“皇权神授”的思想。如在645年8月的诏书中宣称：“受天神所授大权，方今始将修万国”。646年3月的诏书中说：“我皇属天皇”，这里的“天皇”系指“皇天上帝”。650年的诏书中指出：“由天委付之故，朕总临而御寓”。这里的“御寓”与“御宇”相通，即君主所治之国。诏书十分明确地说，我统治的国家是天委任的。
    除了诏书中宣明“皇权天授”外，大化改新以后，作为国家代表者的王的称谓也由大王正式改用天皇。日本最早始用天皇是608年使隋时国书上的外交称谓，但当时适用的“天皇”是与隋朝的“皇帝”相对称的，并无神化的含义。然而大化以后延用的“天皇”则不同，它含有“天授大王之皇”和“朕即是天上之皇（神）”的思想。在发布的诏书中，公开称自己为“明神御宇”、“明神御”。所谓“明神”，其意就是“现世神”。“明神御宇”就是“现世神治国”的意思。
    673年，天武天皇即位。从此开始，天皇不但在诏书上自诩为“明神”，而且天皇的谥号进一步与“天”和“神”相连。如天武天皇的谥号是“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译成白话就是“天上的渟中原的瀛真人天皇”。“渟中原”系指水泽平原，“瀛真人”系指瀛洲仙人，显然是中国道教的神仙思想的称谓，也是古神道中成仙思想的体现。天武天皇之后的持统天皇的谥号是“高天原广野姬天皇”。所谓“高天原”就是指天国，是神话传说中皇族祖神天照大神所在的地方。文武天皇的谥号是“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标榜自己是“天的正（真）宗”传承的天皇。这些都体现了皇室的神统意识和“朕即是神”的思想。
    “天皇是神”的思想，在《大宝律令》、《养老律令》中作了法律上的明确肯定。据律令的公式令规定，天皇在发布诏书时，因对象的不同和事件重要程度不同，采取不同的称谓：（1）有重要的大事宣于蕃国使者时，用“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2）有次要事宣于蕃国使时，用“明神御宇天皇诏旨”；（3）有国内大事，敕立皇后、皇太子以及每年元旦朝贺时，则用“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诏旨”；（4）国内的一般政事则用“天皇诏旨”或“诏旨”？在正式外交事务上，公开宣称“明神御宇日本”、“明神御宇”，固然一方面表达了天皇自己权力的神圣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蕃国的居高临下的意识。因此可以说，日后一直延续的所谓“日本神国”论，在七、八世纪时就已初露端倪了。
    天皇神化思想除了皇室自身的宣扬，律令条文的规定外，在一些官吏和文人的诗文中也常常有所表现。如著名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就有多首颂扬天皇神化的诗歌。
    四、皇室祭祀中的中国因素
    这里还必须告诉读者的是在大嘗祭的祭祀过程中，悠纪院和主基院的环境布置和气氛，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类聚国史》卷8大嘗会条中，记载了834年仁明天皇即位而举行大嘗祭的筹备情况，其中详细地叙及悠纪院与主基院的环境布置情况。虽然记载的是9世纪时的情况，但是一个传统的典礼必然是历史仪礼的继承，保留着历史的遗风，从中也可窥见9世纪以前的状况。为了从中探究9世纪以前大嘗祭的状况，有必要将这段资料译成白话汉文，以飨读者：
    悠纪、主基两院树立了标志。悠纪院的标志是在庆山上载梧桐，梧桐上饰有两只凤凰，树被布置成五色彩云那样，云彩上悬挂绣有“悠纪近江”四字的大布标，布标上有日像。庆山前有天老和麒麟像，山后栽连理吴竹；主基院的庆山上栽恒春树，树也被布置成五色云和霞，上挂“主基备中”。庆山上有西王母献益池图，以及偷王母仙桃的童子，还有鸾凤、麒麟和独立的鹤。悠纪院内筑有一只大象，象背是歌舞的平台，有两名童子站在台上两侧，各擎一布幡，上写“周礼曰旌人掌乐”；“礼记曰民劳其舞缀短，民逸其舞缀远”。所以观舞能知民治安否。这段描述中的凤凰、麒麟、天老、吴竹、西王母献益池图、偷王母仙桃童子，以及《周礼》、《礼记》的引文中从百姓对乐舞的冷热，观察社会民情、安危的思想，无不受到中国的习俗、信仰和思想的影响。
    皇室的祭祀除了上述常典祭祀外，也偶有一些常典之外的祭祀典礼。如前已叙及的每年的冬至时，朝廷必举行镇魂祭、新嘗祭等祭祀典礼，祭祀地点一般在宫内，主持祭祀的是神祇官。然而785年和787年桓武天皇、856年文德天皇，都在冬至时举行了“交野祭”。桓武天皇交野祭祀典礼的地点在长冈京的南郊柏原，主持祭祀的不是神祇官，而是大纳言兼民部卿藤原继绳。文德天皇的交野祭祀地点在平安京的南郊，主祭官是大纳言藤原良相。《续日本纪》记载了787年冬至祭祀时，藤原继绳唱读的祭文全文，现引录如下：（20）
    维延历六年岁次丁卯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嗣天子臣谨遣从二位行大纳言兼民部卿造东大寺司长官藤原朝臣继绳，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恭膺睠命，嗣守鸿基，幸赖穹苍降祚，复焘腾征，四海晏然，万姓康乐。方今大明南至，长晷初升，敬采燔祀之义，祗修报德之典，谨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高绍天皇配神作主尚飨。对于桓武天皇和文德天皇的三次冬至郊祭，日本学者认为不是日本传统的祭天神方式，而是效仿中国天子的郊祀祭天之礼的祭式（21）。但是，细究祭文和祭式，似也不能说完全与中国的郊祭相似。那么，究竟有什么异同呢？大致有如下数点：
    （1）据《唐六典》记载，冬至祀圆丘是吉仪中的第一大仪。由皇帝亲祭。如果皇帝不能亲祭，则派太尉（三公之一）代祭。从《续日本纪》记载看，桓武、文德两天皇对交野祭颇为隆重，似乎是作为第一大仪对待的，这一点与中国相似，但交野祭并不是天皇亲祭，而是由大纳言代祭的，从官位上看大纳言职低于中国的太尉。中国的太尉是正一品，与日本的亲王出身的太政大臣相当。而日本的大纳言只有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