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蒙古族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占据广袤的领土，其南部为华北的今内蒙古地区。也先伺机南下，给明朝造成严重威胁。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军分四路向明朝发动进攻，其中也先亲率大军攻明朝重镇大同，另一支攻重镇宣府（治今河北宣化），直逼明朝心脏之地。还有两路分别攻辽东、陕西。明英宗在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怂恿下，御驾亲征，在狼山西路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全军覆没，自己亦被俘。也先率蒙古军兵临北京城下，列阵于西直门、德胜门和彰义门外。后也先将明英宗送回。这次“土木堡之变”发生在华北地区，对明朝和蒙古的关系影响深远。
    明朝后期，蒙古在达延汗和俺答汗祖孙统治下，势力再次强大。蒙古版图向南扩展，大同已成为明朝和蒙古的边界。俺答汗开发丰州滩（大青山以南、河套以东地区），振兴土默特，发展牧业、农业，修筑城镇。先在丰州滩西部建筑大城镇“大板升城”，后又仿大都修筑库库河屯（即呼和浩特），明神宗赐名“归化”[9]（卷48）。这为华北地区增加了一座重要新城，此后呼和浩特一直是漠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连接内地和蒙古的纽带。有明一代，华北的一半是蒙古的天下。
    （七）清代
    明末，满族崛起于东北，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后其继承者入关统一中国，又一次建立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大一统王朝。在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朝，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重视儒学和史学；另一方面，反对轻视夷狄，特别是对满族的回护，冲击了大汉族主义观念，造成了新的民族主义的高压政策。
    满族入关，首先占领华北地区，以北京为首都。北京继续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初在基本控制全国局势后，采取了一些稳定统治秩序的政策，如更定内外官制、制定清律、主持地主收回“祖业”，确定赋税制度等。同时，实行了多项危害很大的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地、投充、逃人法、剃发、易服五大弊政。从清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在京畿一带大规模圈地，设立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员庄田及兵丁份地，占地十七万余顷，将民间田地强迫拨给“东来满洲”[10]（卷25）。这样使很多汉族农民逃亡在外，而大批满族人入驻华北地区。至今华北一带仍有很多满族人，如河北承德就有丰宁、围场、宽城三个满族自治县，秦皇岛有青龙满族自治县，等等。
    在清代实行八旗制度中，满洲人全部入旗，成为满洲八旗，后来又有蒙古八旗。满洲八旗中也有部分汉人，主要是通过掠夺、购买获得的附属于家主户下的汉人包衣，后来大批汉人、汉军进入满洲八旗。清军入关后又建立汉八旗，人数众多。进入八旗的汉人逐渐满化，满族的人口迅速增加。由于满族人进入汉族聚居地区，长期杂居，钟情汉族的先进文化，学习汉语、汉文，甚至与汉族互为婚姻，逐步缩小了满、汉差别，使满族汉化，后来这一过程变得更为迅速。华北地区是满、汉民族之间接近、融会的重要地区。
    由于京师处于华北地区，这里保存有不少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特殊建筑。清康熙时期为锻炼军队，保持满族风俗传统，在距北京不远的今河北承德围场开辟皇家猎苑--木兰围场，传承着满族的狩猎风习。在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一百四十多年里，在这里举行木兰秋狝一百○五次。
    地处华北的承德避暑山庄是中国清朝皇帝的夏宫，是一座皇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院群所组成的综合建筑，也是清朝皇帝为安抚、团结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而修建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建筑。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建有十一座寺院，分属八座寺院管辖，被称为“承德外八庙”。在寺院中有藏传佛教形式，也有藏传和汉式混合形式，供西方、北方少数民族的上层朝觐皇帝时礼佛之用。避暑山庄兴建后，清帝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此处理军政要事，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这里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存世的重要遗迹和重要文物，都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见证。
    清王朝的皇陵分为东陵和西陵。东陵在今河北遵化，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共建有皇陵五座--顺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东（慈安）、西（慈禧）太后等后陵四座、妃园五座、公主陵一座，计埋葬十四个皇后和一百三十六个妃嫔。西陵在今河北易县，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此外还有三座后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园寝。
    清代的华北北部依然是蒙古族聚居之地，清政府以盟旗制度治理。蒙古族上层与清朝皇室联姻，两族关系密切。在统一的清王朝内，蒙古族和中原地区不再是像明朝那样的对立关系，华北地区成为蒙、汉交流的最重要地区。
    华北的回族始于元代的回回，后通过驻防、经商、迁徙等方式人口逐渐增多，分布较广，几乎各地都有聚居或杂居的回族。以今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沧州、保定、定州人数最多。
    北京市门头村还有世居的苗族人，系清乾隆年间湘黔苗族起义领袖石三保及其兵将的后代，祖籍为湖南花垣。他们起义失败后被押送至京城，编入军户，受八旗管辖，世代养马，后子孙繁衍至今。
    北京市现有两个满族乡、两个回族乡、一个满族蒙古族乡，另有一百一十七个民族村，包括满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壮族、瑶族等。现北京市少数民族约近七万人。整个华北地区少数民族成分更多，人口数量更大。
    清代继明代四夷馆设四译馆，因“夷”字为清朝所忌讳，改为“译”字。明朝灭亡后，四夷馆三十二名官员亦随之投诚，被留用成为四译馆的最早成员。清随明制，四译等馆职责与明代相同。“四译馆之所掌凡三十余国，统以八馆列为东西，爰择师儒分馆教习，而设少卿以董之。”[11]至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与会同馆合并，改属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会同四译馆成立后，编撰了一批《译语》。北京当时是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联络中心，不少少数民族领袖到北京觐见皇帝，办理各种事物，一些商人也到这里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