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我并不认为新史学仅仅是指与年鉴学派所联系的新的理论与方法。对我本人最近的著述产生更多影响的是“新历史主义”，这来自于诸如 P.斯特伦[10]之类的学者的著作中的文本研究和举例。新历史主义关注中世纪的文本，无论它们是政府的文件还是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用它们来重构那些作者及其作品的接受者的精神和文化世界。我们从这样的观点中了解到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政治状况，至少是拓展了我们可以用来构建中世纪政治行为模式的资料范围。至于说新史学的“从下往上看”的理路，我认为新历史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如S.佳斯提斯的《作品与反叛》[11]等，有助于我们发现那些文本没有记述的人群的精神世界，证明在中世纪后期的英国，的确存在着一个“大众的”政治文化。我和其他学者已经用此作为历史证据来试图说明，国王的政府到底对政治进程的渗透有多深刻，各政治群体参与和被排斥在这个进程之外的程度究竟有多大。
    孟：新历史主义是当代西方滥觞于文学界进而流播于整个人文学科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之“新”，主要表现在其不再将作家或作品视为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背离的独立的统一体，力图寻找文学与历史、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内在的有机联系，故有学者认为它的基本特征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2]在该理论看来，一切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要对过去的社会有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了解，就应当致力于包括官方文献和民间文学在内的所有文本的研究。用新历史主义来研究中世纪英国大众的政治心态，进而考察它与君主政治的联动关系，撰写“鲜活”的宪政史，这样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与年鉴学派的学术方向相契合的。
    阿：我的意思是想指出，在后期中世纪史的历史学家中，有一种脱离纯粹的年鉴学派理路的倾向，年鉴学派的史学家们本身也呼吁“恢复事件原貌”和“进入政治人物传记”（勒高夫语）来研究。文本学者对“文献的”来源的重新发现则规劝政治史学家，他们的核心资料重要，也比此前所认为的那样更主观。
    目前，在中世纪后期英国的政治话语研究上，许多工作正在展开，试图认识到，我们所知道的在都铎王朝时期流行的论说，是否可以追溯到15世纪甚至14世纪。相应地，这又提出了有趣的问题，如是否中世纪后期的政治语言是拉丁语、法语或英语，在这一时期，这三种语言之间的均势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等等。我认为，如果没有来自于年鉴学派以及其他学派的新方法，这些问题是不会被关注的。
    孟：谈到年鉴学派的新史学方法，我自然想到由该学派的创始人马赫·布洛赫所倡导的历史比较方法。对两个同类的历史现象进行对比，阐明它们的类似和差异，并深入阐明形成此异同的原因，是很有意义的。一项高水平的历史课题研究，既需要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来作支撑，也需要用比较的开阔视野来发现新的问题，作出独到的诠释。运用比较方法来研究政治史，想必也会引起您的重视。
    阿：在我看来，由于一直到最近在历史学科中普遍缺乏相关的训练，历史比较研究素来被英国的政治史家所忽视。但说实在的，这也是由于英国的历史学家拥有如此丰富的材料资源，以至于他们满足于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英国的历史课题和档案上。正如布洛赫所证明的那样，当材料本身不足时，比较研究允许研究者去作假设，去构建一个可能的历史现象模式。我的意见似乎是，简单地展示历史现象的类似与差异的比较，不如使用比较方法去弥补直接资料的缺乏更有意义。不过，历史比较要做好是非常困难的，许多英国史学家都对之退避三舍，因为它似乎意味着要成为两个领域的专家。我们专业的历史文化让我们不具有这种专长，而制约着我们的研究文化的短期行为，则意味着没有动力去再训练和发展新的专门化研究。
    孟：不过，据我所知，也有英国史家提倡历史比较和进行尝试的。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就有“比较史学”一节，论述历史比较方法的重要价值。[13]此外，著名的政治史家厄尔曼正是将中古英国的政制、政治思想与西欧诸国特别是法国的状况作比较，撰写出他的那几本名著的。[14]谈到比较研究，中国史学界这些年来也非常重视，其中就有中西封建君主政治的比较。自从法国年鉴学派提倡比较研究以来，西方史学界虽然有人开始注重比较，如前面所说的厄尔曼，但真正进行中西历史特别是封建政治史比较研究的学者极少。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对西方长期流行的“东方君主专制”与“西方有限王权”的截然划分的解释模式进行新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封建君主制的认识。但通过比较，我们在看到两者的差异性的同时，也看到它们之间所存在的某些类似性。例如，两国的君权是不是有限的或专制的，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就中国而言，君权不仅受到儒家政治文化传统的限制，在某些时候也受到社会政治力量和制度的限制。例如，在我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贵族豪强不仅要挟君主，而且控制了国家官员的选拔权。而在我国的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政对君权的扼制也很明显。我最近在杜伦大学历史学系所作的报告《有限王权或专制君权--中英封建君主政治的比较》，就试图阐明这些历史现象，那里的英国同行对此很感兴趣，给予了诸多支持和鼓励。
    阿：我知道这件事，普里斯维奇教授已将你的报告邮寄给了我。粗略浏览后我感到非常有趣。英国的史学家不倾向于作你所进行的这种比较研究，也就不经常去探询你力图要解释的这些宏观的和有趣的问题。因此，我发现，这篇有激励性和有益的论文值得一读。我目前还提不出具体的意见，只是觉得你还可广泛地涉猎有关英国封建君主制方面的著作，将这一问题作一系统的研究。英国的学者如厄尔曼等的确注重比较研究，但那是对西欧诸国进行比较，在这方面，因文化、语言方面的近似，当然具有可行性。但要谈中西比较或中英比较，对英国的绝大多数史学家来说，现在还不可能，原因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缺乏普遍的训练，做起来很困难。我当然希望中国的同行在这方面努力，任何寻找新途径的学术尝试都是有益的。我们期望着你们不断地为英国史学界提供这类研究的新信息与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