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民族历史撰述传统，古人留下了数量浩瀚、形式多样的民族史著作。虽然有些民族也以汉字或本民族文字记述本民族的历史，但这些著作出现的时段较晚，数量也相对有限，从整体上看，现存的民族史文献的撰述主体是中原地区的官员或学者，他们主要是从华夏、中国或中央王朝的视角来进行历史撰述的。经过漫长的发展，民族史撰述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记述模式，其中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最具有代表性，它主导了历代民族历史的记述方式，并对古代政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理解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学史的一个核心问题。
    一、商至春秋时期的华夷分际
    从传世及出土的文献来看，商人关于周边各族群的记述就已经与地理方位联系起来。商人称周边民族政权为“方”，商人的记述中有“多方”，包括土方、羌方、鬼方、人方、井方等，①这些“方”是相对于“中商”“中土”而言的。在商甲骨卜辞中还出现了“四方”“四土”“四单”等词汇，与中央的大邑商相对应，这大致构成了五方的轮廓，成为商人观念中的政治空间结构。商的政治中心地位通过“方”或“多方”来突出、体现，商“祭祀、宇宙中心‘王族祖先’通过异族世系来进行对比、衬托。方与四方明确了商之政治、宗教中心性，把‘中心’和‘异类’‘外部’‘边缘’区分开”。②周人继承了商的宇宙观，强化了中心对四方政治统御的观念。在先秦典籍所记载的以周王室为中心的五服制、九服制③中，蛮夷、戎狄也被安置在边缘的位置，对五服制较典型的记述如《国语·周语》云：“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诸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虽然周时现实的政治空间未必如此整齐，但可以确定的是，周人以周王室中心建构了一个以礼制为表现形式的等级化政治体系，而蛮夷、戎狄等异族则被置于这个体系的边缘。④
    周人的祖先后稷原为夏部落联盟的一员，商灭夏后，周人窜入戎狄之间，但周人以夏自称，克商后，封建武王兄弟之国及姬姓之国有数十个，这些封国遍及中央平原地区，它们有共同意识，自称“有夏”“区夏”，如《尚书·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尚书·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云：“……帝钦罚之，乃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西周国家是一个由不同成分构成的综合体，它不仅仅包含了周，同时还接纳了有着不同种族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人群。在周人看来，未纳入分封体系不尊周人礼仪的人群都可能是异类，相对周边族群，诸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
    春秋时，在与周边族群的资源竞争过程中，诸夏的认同感逐渐增强，华夷分际日益明确，诸夏开始讲究华夷之别，认为华夷有其天然界限，不能混淆，这是各诸侯皆认可的基本政治原则。如《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蛮夷猾夏，周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定公十年》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与各民族都通过对方来认识自身，主要以礼仪、语言、饮食、衣服等方面的差异为标准。华夏以自身的礼制为标准对周边民族进行描述，实际上，夷有自己的礼，只不过不为华夏所认同。如周夷王之时，楚君熊渠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⑤《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了晋国范宣子与戎子驹支的一段对话，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论语·宪问》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这种相互认识不是对等的，华夏占据了主导方面，华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⑥文献中对戎狄的评价基本是负面的，如“戎狄豺狼，不可厌也”⑦“狄无耻”⑧“戎狄无亲而贪”⑨等。周人基于华夏意识蔑视蛮夷戎狄之人，周的太史史伯就明确表示：“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⑩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一度是华夷杂居的状态，随着周王室控制力的衰弱，一些诸侯国开始通过战争扩展自己的疆域，并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华夏的集体认同意识不断强化，华夏与周边族群的战争不断，这些少数族群或被同化，或被驱逐到边远之地，同时，华夏的认同需要一些“敌对的他者”来强化其边缘。（11）华夷的地域之分也逐渐清晰起来，华夏势力也逐渐向周围延伸，四夷在空间上逐渐被边缘化，在此基础上，当时的华夏诸侯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记述民族问题的理论体系。
    独特的地理条件对中国早期的人群分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原地区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适于农耕，而周边的山地、草原的环境不如中原地区优越。（12）夏、商都占据了中央平原地区，就西周而言，其政治中心是渭河谷地，后来又在东部营建了行政与军事中心洛邑，其在东部平原上的封国是基于地缘政治上系统规划的结果，在渭河谷地至洛邑的权力中轴线上，众多的诸侯封国呈放射状向外分布。（13）中原地区农业发达，在此基础上形成较大的民族共同体，而周边的少数族群由于地理因素，居住相对分散，社会形态、经济生活都落后于中央地区。
    中原地区的华夏诸国以汉字记载历史，在涉及周边族群时表现了浓厚的华夏主体意识，以华夏的视角记述其他民族的情况。从现存文献看当时民族种类繁多，如夷、蛮、戎、狄、苗、貊、荆、氐、羌、猃狁、荤粥等。具体某一民族也种类复杂，如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等，同时，夷有淮夷、东夷、莱夷等，戎有昆戎、山戎、犬戎等，狄有赤狄、长狄、白狄等，文献记述中这些民族称谓的变化逐渐具有了一定的规律性，夷、蛮、戎、狄频繁出现，泛指某一部分的少数族群，同时也出现了蛮夷、戎狄等名词，甚至以“四夷”一词作为华夏以外民族的代称。春秋晚期夷、蛮、戎、狄逐渐脱离具体的民族称谓，成为泛指某一区域民族的名词，并逐渐与东、南、西、北方位联系起来。（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