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清两朝为蒙古、满洲所建立，两朝所修正史中没有按照四夷体系来撰述民族历史，把以前的四夷的一部分民族名为“外国”，可能出于避讳本民族出自前代中原王朝所称的东夷、北狄的考虑，但仍称南方民族为“蛮夷”。但在两朝修纂的其他体例的史书中仍沿袭了这个四夷体系。
    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把更多的民族纳入其统治之下。《元史·地理志》云：“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所以《元史》虽立有《外夷传》，但所记不是境内的民族，而为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爪哇、瑠求等与元朝有贡属关系的诸国，对境内东北、西南等地区诸民族，主要在《元史·地理志》中有所记述。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记述民族历史的部分为《四裔考》，实质上是以中国的角度记述四夷历史，如记载女真历史至南宋绍兴九年，这是因为女真所建金朝“自晟至守绪凡八世而亡，其事迹具见国史，以其既窃有中原，故事迹不入四裔之录云”，（29）可见是否占据中原成为判定华夷的标准。
    作为清朝统治上层的满洲人，本为明代史书所称的“东北夷”，但统治上层在占领中原之后便以中国之主自居。乾隆中期以后，在清朝皇帝看来，中国已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的“中国”，在清朝明确的疆界内，既有汉族所居的中原内地各行省，更包括广阔无垠的边远地区。（30）但清朝统治集团也认同了历史编纂中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清朝的官修史书甚至将四夷范围延伸得更远。清朝鼎盛的乾隆时期编纂了《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其总案语云：“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三代以降，中原幅员，视主德为广狭，四裔远近亦随时转移。懿惟我国家统一函夏，四裔宾服，列圣经营，宅中驭外，百余年来，声教覃敷，梯航洊至。皇上继承鸿烈，平定准夷、回部，开疆二万余里。前代号为寇敌者，皆隶版籍，重译贡市，规模益远。”（31）这表明了清朝统治集团“宅中驭外”以求“四夷宾服”的政治构想，关于“四裔”的记述也是这一观念在史学上的系统表述。
    在此基础上，清代“四裔”的内涵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对内属的蒙古、西藏、回部等不再称之为夷，四夷的范围在地理位置上继续向外扩展，《清朝文献通考》记述的四夷，东为朝鲜、日本、琉球；南为安南、南掌、广南、缅甸、葫芦、暹罗、港口、柬埔寨、宋腒朥、柔佛、亚齐、吕宋、莽均达老、苏禄、文莱、马辰、旧港、曼加萨、噶喇巴、意达里亚、博尔都噶尔、英吉利、干丝腊、荷兰、佛郎机、瑞国、嗹国；西为东西布噜特、安集延、霍罕、纳木干、玛尔噶朗、塔什干、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北为俄罗斯、左右哈萨克、齐齐玉斯、谔尔根齐。（32）清朝统治集团认为已将历代四夷地区纳入了版图，其疆域超出历代上百倍，相应地，四夷所处的位置就应该向更遥远的地方延伸，所以在历史记述中对四夷进行了新的建构，这也是四夷体系自然发展的过程。正如许倬云所说，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自商周以来，掌握文字记录及拥有丰富资源的“中原”自以为中心，视周边各处为“边陲”，不断地通过“他者”界定其自身，这一“自-他”的相对地位，又具有“中心-边陲”的互动。“中心”不断因为扩张而改变其范围，“边陲”也相应地变化。原来的“边陲”可能融入“中心”，而在周边又有更遥远的地区成为新的“边陲”。（33）
    中国古代史籍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是在独特的地理生态与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商周时期，中原的农耕人群创造了发达的文明，形成了相对于四方族群的优越意识，春秋时期诸夏更强调华夷之别，为了加强华夏的凝聚力，华夏或中原王朝通过对各区域民族进行体系化、类型化的记述塑造了一个环绕华夏的边缘，以此来加强华夏的凝聚力，从而确立了民族历史记述的基本模式，并主导了中国古代认识民族问题的思维方式。历代各民族建立的王朝也认同这一记述方式，不断传承、复制这一民族历史记述模式，通过对四夷的体系化记述以强调各自的正统地位，并按地域总结各地理区域民族的特征，探讨制四夷之道。
    晚清，较早具备世界眼光的官员、学者在介绍世界各国历史的著作中依然保留着“四夷”这一记述方式，把西方国家放在既有的四夷体系中来认识。但在现实政治中，列强逐渐向清朝边疆民族地区渗透，在日、俄、法、英等的挑唆下，周边民族有脱离清朝管辖之势，甚至，作为四夷体系中“东夷”之一的日本，积极宣扬“脱亚入欧”，要在观念上摆脱这一体系的影响。甲午战争中清朝被“东夷”日本击败，持续两千年的四夷体系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同时，随着西方地理学、民族学等著作的传入，也动摇了既有的关于民族历史的知识体系，在学术观念上，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方式逐渐发生转化。人们开始审视自己的传统，新的国家观、民族观逐步确立。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迅速发展，这需要重新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新的民族史观及撰述模式开始形成。
    注释：
    ①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17页。
    ②参见王爱和著，金蕾、徐峰译：《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第二章“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另见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6-94页。
    ③参见蔡沈：《书经集解》卷二《禹贡》，《四书五经》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37-38页；（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卷三九《职方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9页。
    ④参见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