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乐史编纂了一部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全书共200卷，其中卷一七二至卷二〇〇为“四夷”，其体例基本沿袭了杜佑的《通典·边防》。与此同时，李昉等纂《太平御览》全书1000卷，以天、地、人、事、物等分为55部，其中卷七八〇到卷八〇一为《四夷部》，共22卷，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分来叙述各民族历史。在每部分之前都有“叙”，引经据典对各部民族历史的源流进行概述。
    在元末战争中，为了加强反元的号召力，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口号。明朝建立，恢复了“中华”的正统地位。在明代的民族历史撰述中，为突出“中华”的地位，以“四夷”为名的著作较多，如叶向高《四夷考》、郑晓《皇明四夷考》、慎懋赏《四夷广记》、郑大郁《四夷考》等。这些著作基本上沿袭了历代正史所确立的四夷体系，如叶向高撰《四夷考》按地理方位顺序叙述明代各民族的历史，该书卷一为朝鲜考、日本考、安南考；卷二为女真考、朵颜三卫考；卷三为哈密考、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卷四为西番考、吐鲁番考；卷五为北虏考。
    明万历年间，罗曰褧撰《咸宾录》，此书共分八卷，按地理方位划分为《北虏志》一卷、《东夷志》一卷、《西夷志》三卷、《南夷志》三卷，所记民族的分布地域超越了前代，开始向外延伸。严从简于万历二年（1574）撰成《殊域周咨录》，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部分来叙述各民族情况。东夷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南蛮包括安南、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爪哇、三佛齐、浡泥、琐里、古里、苏门答剌、锡兰、苏禄、麻剌、忽鲁谟斯、佛郎机、云南百夷；西戎包括吐蕃、拂菻、榜葛剌、默德那、天方、哈密、吐鲁番、赤斤蒙古、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火州、撒马儿罕、亦力把力、于阗、哈烈；北狄包括鞑靼、兀良哈。《殊域周咨录》专列“东北夷”记述女真历史，这表明了明中期以后女真对明朝东北边防的压力不断增强，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不得不予以特别记述。
    清康熙年间陈梦雷主持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分为6编32典，其中《方舆汇编》包括坤舆典、职方典、山川典、边裔典。边裔典共140卷，按四夷分类体系把历代民族分为542部，每部分为总论、汇考等，把历代有关民族的记述编纂到一起，在一定意义上边裔典是中国古代最为完备的民族通史。
    在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的撰述中，虽然一些少数民族也形成了本民族历史的撰述传统，但从整体来看，华夏、中国或中原王朝一直是记述主体，为了强化华夏、中国或中原王朝的地位，民族历史的撰述承载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记述历史模式塑造了一个环绕华夏或中国的边缘地带。这一历史叙述体例在正史、典制体史书、方志、专著之间文本与文本的模仿与复制，表明了民族历史记述之间的具有一种同构的叙述模式。（23）
    四、各民族政权对四夷体系化记述模式的认识
    中国古代关于四夷的体系化记述模式是以华夏或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但建立中原王朝的民族并不必然是华夏或汉族，在历史上，各民族政权或交替，或并立，有的占据中原，有的立于中原之外，偏安一隅，但也以中国自称，在历史编纂上也复制了这一民族历史记述模式，以此来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
    中原汉族王朝理所当然认可这一民族历史撰述模式，在历史记述中抬高华夏的地位，同时强化四夷的边缘地位。《通典·边防典》以华夏为核心，分四夷叙述各民族历史，但重在宣扬华夏的正统地位，《通典》总序云：“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北宋《太平寰宇记》把“西夷”列于全书之末，其《四夷总序》云：“自是以降，唐史所书，推其土域所存，记其名号之变，载于国史之末，以备华夏之文。……凡今地理之说，盖定其方域，表其山川，而四夷之居，本在四表，虽猃狁之整居焦获，陆浑之处于伊川，其人则夷，其地则夏，岂可以周原、洛邑谓之夷裔乎！”（24）历代修史者所构建的四夷体系的作用就是突出华夏或中原王朝的地位，如明代万历年间何乔远撰《名山藏》，为一部明朝史，全书分37记，书末的卷一〇五至卷一〇九为《王享记》，分东南夷、北狄、东北夷、西戎四部分来记述与明朝有朝贡关系的少数民族，借此来宣扬明朝的上国地位，《王享记》序高度赞颂了永乐年间四夷来宾的盛况，其云：“四夷君长，执赆献琛，顶踵相望。赐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阙庭，叹未尝有。”（25）
    在西晋末期，北方各民族政权蜂起，经过激烈的角逐，拓跋鲜卑最后占领中原地区，建立了北魏，北魏统治集团十分重视通过修史论证自身的正统地位。《魏书》称北魏是“中国”“皇魏”“大魏”，并宣称魏乃“神州之上国”，而称东晋为“僭晋”，称南朝宋、齐、梁为“岛夷”，称十六国诸政权为“私署”“自署”等。（26）在此观念的指导下，《魏书》卷九五至卷九九为西晋末至北魏各族政权创建者的传记，卷一〇〇至卷一〇三按东、南、西、北的方位顺序记述了北魏周边各族历史。《魏书》基本上认同了汉晋以来民族历史的撰述模式。
    宋、辽、金、西夏并立时期，各族政权也通过对四夷历史的记述来强调自身的正统地位。宋朝面对异族政权的压力，统治上层在观念上严夷夏之别，在民族历史记述中强化四夷体系。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民族历史部分附于全书之末，称为《四夷附录》，其按语称：“呜呼，四夷居处饮食，随水草寒暑徙迁，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至于弦弓毒矢，强弱相并，国地大小，兴灭不常，是皆乌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来，能为中国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四夷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虽尝置之治外，而羁縻制驭恩威之际，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为利，失之有足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录》。”但辽朝统治者对《新五代史》列契丹于《四夷附录》的反应比较强烈，辽寿隆二年（1096年），史臣刘辉向辽道宗建议：“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道宗嘉其言，迁其为礼部郎中，任史馆修撰。（27）因为辽朝统治集团也自认为是中国，与宋是兄弟之国，也是正统的中国王朝。（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