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霸权正名的工具
    斯巴达最先认识到以城邦自治原则为霸权正名的必要性。学者们通常将公元前405至公元前371年这一时段称为斯巴达霸权时期。但实际上在《大王和约》订立前，底比斯、科林斯和阿哥斯并不服从斯巴达的领导，帖撒利也想摆脱斯巴达的控制，斯巴达的霸权地位并不稳固。公元前394年爆发的针对斯巴达霸权的科林斯战争便是明证。公元前386至前377年才是其霸权的鼎盛时期。[15] （P39）这与《大王和约》的订立，更确切地说，与斯巴达对城邦自治原则的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现存文献看，《大王和约》既未对城邦自治原则进行界定，也未指定由斯巴达来执行。但从其后的事件来看，斯巴达实际上充当了执行者的角色（prostatai），[8] （P25）每每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诠释城邦自治原则。和约并未判定超城邦的政治组织与城邦自治原则相抵触，更未指出确切的联盟是否违背城邦自治原则。但诸邦在斯巴达对《大王和约》宣誓时，斯巴达即以违反该原则为由，拒绝底比斯人代表全体彼奥提亚人宣誓。这实际上是斯巴达否定了底比斯对彼奥提亚联盟的领导权，继而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底比斯自行解散了彼奥提亚联盟。斯巴达还判定阿哥斯和科林斯的联合也违背了城邦自治原则，迫使阿哥斯撤出在科林斯的驻军。这样，斯巴达不必通过战争，仅诉诸城邦自治原则，便轻而易举地达到了削弱底比斯和阿哥斯的目的，将其霸权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同盟之外。[8] （P25）此外，斯巴达同样以维护城邦自治为名，率盟军远征奥林苏斯迫使其在公元前380年左右解散了卡尔基狄斯联盟。[8] （P69-71） [16] （P9）
    斯巴达还利用城邦自治原则对不顺从的盟邦实施报复。公元前385/4年，斯巴达以违反城邦自治原则为名，迫使其盟邦曼丁尼亚拆毁其城墙，散居到4个村落中。[8] （P25-31） [12] （P339）实际上，曼丁尼亚是通过“塞诺西辛”③ 联合起来的单一城邦，而斯巴达利用城邦自治原则，强迫曼丁尼亚城邦解体、退回到前城邦阶段，明显是对城邦自治原则的曲解。
    到了公元前377年，雅典也意识到要借助城邦自治原则实现其霸权。雅典为了吸引更多的城邦入盟以对抗斯巴达霸权，于公元前377年颁布了有第二雅典同盟宪章之称的《亚里士多德盟约》。盟约通篇都是围绕城邦自治原则展开的，明确宣布同盟的宗旨是为了迫使斯巴达允许希腊各邦自治。雅典由此取得了《大王和约》以来斯巴达所扮演的捍卫城邦自治的角色。这一角色对广大城邦的感召力不可小视。据《亚里士多德盟约》附文所载的盟邦名录，至公元前373年已有58个城邦入盟，[6] （P62-9）按照狄奥多罗斯的记载则有75个之多。[17] （P41）公元前375年时，雅典已经能够迫使斯巴达承认两者同等的霸权地位。
    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在阐释言语行动（Speech Act）的合法化作用时指出，从合法化的角度来分析，在一场政治争论中语言行动属于内在地构成权力的份额。换言之，“以言行事”的一种具有细微差别的、想像性的、多维的使用，可以为政治斗争提供政治资源，特别对那些缺少其他权力资源--如物质力量或数量实力--的那些人而言，或者作为处理这些资源的竞争性政治家的补充资源。[18] （P57）就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世界而言，尤为如此。学者们估测古典时期希腊城邦多以农耕为主，平均面积仅在50至100平方公里之间，人口平均约为2500至4500人，其中成年男性公民数量仅为450-900人。一些强邦如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的面积也不过几百或上千平方公里，几万人口。[19] （P567）而城邦总数众多，对于单个城邦而言，缺乏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他们实力相当，很难对广大的城邦实施霸权。因此，获取霸权地位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取得足够盟邦的支持。即使雅典、斯巴达这样的一流强邦，也必须将霸权建立在联盟的基础上，由盟邦为其提供战争所需的人员和物资。盟邦的数量对成就一个强邦的霸权地位的重要性是可以想见的。但古典时期的联盟很难统领，难以获得持久的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希腊城邦较强的独立意识相关联。它们对盟主的统治非常敏感，而城邦自治原则对它们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因此，斯巴达和雅典霸权都需要借助城邦自治原则为其正名，以获取盟邦的支持。
    相反，一旦彻底背离或者放弃城邦自治原则，其霸权的合法性便会很快出现危机，从而导致霸权衰落。首先，就斯巴达霸权而言，主要在于其霸权行为严重背离了城邦自治原则。公元前382年，斯巴达将领弗比达斯公然占领了底比斯的卫城。[16] （P3-5） [8] （P41-9）这一事件对希腊世界的震动极大。据狄奥多罗斯记载，斯巴达很快就因此事声名狼藉了。[16] （P5）即使一向亲斯巴达的史家色诺芬也指出，“你们（斯巴达人）总是说，各邦应该自治，可是你们自己却是他们自治的最大障碍”。[8] （P155）公元前378年，斯巴达驻塞斯皮亚的总督弗德里亚斯，进犯阿提卡，最终竟被斯巴达赦免。[8] （P83-91） [16] （P27）好战的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是这起赦免事件的主角，[8] （P87-91）他应该料想到了赦免弗德里亚斯会导致雅典和底比斯联手与斯巴达兵戈相向的政治后果，之所以仍一意孤行，很可能是他错误估计了斯巴达霸权的形势。[20] （P46） [10] （P54）他没有意识到斯巴达一旦彻底抛弃城邦自治捍卫者的面具就会给其霸权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联盟中大批被其侵犯过的城邦以及没有受到其侵犯的城邦都开始陆续倒戈。公元前377年，针对斯巴达霸权的声势浩大的第二雅典同盟便成立了。
    雅典霸权的衰落也是由于丧失了城邦自治捍卫者的地位导致的。一方面，如古典学家考克维尔所指出的，雅典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后，丧失了维持其霸权的正当理由。[17] （P47）第二雅典同盟成立的宗旨原本是迫使斯巴达尊重希腊诸邦的自治。但遭遇了留克特拉战役的重创后，斯巴达霸权地位进一步衰落，对第二雅典同盟的成员已经不再构成威胁。[16] （P125）从而使雅典对盟邦的领导权受到质疑。另一方面，公元前371/0年伯罗奔尼撒地区的阿卡狄亚人、阿哥斯人和埃里斯人，请求雅典与他们结盟，以抵抗斯巴达的干涉，却遭到拒绝，于是转而求助底比斯。[16] （P123） [21] （P447，451）这样，底比斯抓住了这次机遇，除了伯罗奔尼撒地区的这些城邦外，还从斯巴达和雅典的阵营中赢得了大批盟邦，囊括了希腊中部地区大部分的城邦。[8] （P205） [16] （P125）而雅典则因此失去了将霸权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地区的机会，甚至从维持均势的角度出发，站到了斯巴达一方，彻底丧失了作为城邦自治捍卫者的影响力。在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雅典霸权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