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读了著名的美国史学专家麦克发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后,感慨颇深的一点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在对中外古今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或者仅仅是其中的某一局部、某一片断进行研究,并要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描述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论时,必须具备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完全地把握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是十分困难的,包括笔者本人也难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缺少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则历史就常常会被扭曲、变形,以至离历史的真实相距甚远。所以,努力地去把握,或自觉不自觉地把握与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则是一切史学研究获得良好成果所必需的。尤其是撰述千古流传的史书巨著,这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它直接关系到撰著的好坏、成功与失败。所以,在史学研究工作者面前,或在史书的撰写者面前,随时随地、也可以说时时刻刻都要迎接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挑战,有时这种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某些作者,曾正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严肃地坦诚地提到这个问题。在我们读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4卷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所撰写的《书目介绍政治挂帅:略论1949年后的中国研究》时,曾发现,作者深刻地指出:“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构成中国研究的一个基本方面,向方法论和分析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6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说明,在撰写这部史书时,作者感受到一种挑战,并体察到这是向史学研究工作者或撰写者所运用的方法论的挑战,这种感受或者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从整段话的完整性要求来看,还需要做什么补充的话,我想,是否再补充两点会使这一论述更为丰满: 第一,研究工作者的方法论和历史观是统一的。没有孤立的方法论,方法论与历史观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观,即观察世界的立场、观点、方法。每个人也都有他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就是运用他的世界观来观察历史所得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所以,历史观和方法论从本质上看是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没有孤立于历史观之外的方法论。所以,在上述引文中,作者的提法如果是“向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挑战”,而不仅仅是“向方法论和分析”的挑战,似更完整些。 第二,不完全是资料的问题。作者认为向方法论提出的挑战主要来自对中国研究方面的“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第一手研究资料不充分,各个时期资料的公布和占有不均衡,以及原始资料之间缺乏关键环节的连续性等等,这些在历史研究中都是会经常碰到的,是必须千方百计努力克服的困难。但对方法论而言,这种“原始资料的不连贯性”则不是最主要的矛盾。其实,占有再浩繁、再具有“连贯性”的资料,也还有一个向史学研究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挑战问题。原因是,在浩繁的、连贯的历史资料面前,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都需要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艰苦研究过程,否则就不能把握历史发展过程、本质及其规律性。所以,每位史学工作者,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不论是研究中国史还是研究外国史,都应该力求把握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以便达到自己所预想的研究境界和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 那么,史学研究中具有成效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要点有哪些呢? 厚厚的两大本史书巨著《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以说是西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诸多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它的主编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参加撰写各篇章的有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校的专家、教授,还有伦敦大学、悉尼大学、日本大学、香港大学等的专家、教授。都是一些学术造诣很深,政治上有独立见地,史料学研究谙熟的学者。然而,他们来自不同国家,有各自的生活、工作环境和学术历程,要求他们有统一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而提笔对于摆在面前的巨著书写评论的中国学者,当然也能依据我们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的指导思想,诚然,这也成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普遍认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但作为同上述各国资深学者、专家的学术探讨、问题商榷、著作分析,我们不能要求国际学界朋友们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正如国际上有的学界朋友信奉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而不能要求我们也同样信奉实用主义,并以其为治学指导原则一样。历史观和方法论存在分歧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逝的。强求一致,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不过也正因为有分歧,方使交流和商榷成为必要的,对于加强学术界的沟通是有益的。 因此,我想就我们和国际学界朋友可以沟通、可以达到共识的科学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某些要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史学工作者写历史真实、还历史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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