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从发展变化上观察和书写历史。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会在哪一个阶段停滞不动，相反地，永远是处在变动之中。“生生不息，变化不已”。这种变动，尽管千变万化，曲曲折折；有时急骤，有时缓慢；有时表现为前进的运动，有时表现为后退的运动，但从总体上看历史从来没有停止，也没有循环，而总是不断地发展和前进着。同样，历史上的人物以及所发生的事件，或历史上人与人的关系、历史事件的联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因为如此，历史本身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客观地如实地从变化发展上观察、认识与书写历史。这也可以说是历史科学这门学科客观存在的质的规定性。有关上述观点，我们不清楚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和撰稿者在认识上、在理论上有多大程度上的共识，恐怕很难彼此完全一致。然而，由于受到历史科学的质的规定性的客观导引，却能够在方法论上表现出很多共同性。例如我们看到该书的许多部分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书写这种历史进程的变化，也许是在“跟着历史走”。尽管有的史料不够真实和准确，论述不够客观，但他们总是在写变化。而且他们是在分阶段地认识与书写这种变化。正如该书主导编辑费正清在14卷第1章所说的：“我们对现代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了解已经通过一系列很有特征的阶段而有了发展。对这几个阶段的简单的回顾，就是阅读这段论述人民共和国最初16年（1949-1956）的《剑桥中国史》的最佳入门。”（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不仅注意了历史的变化，而且还注意到西方和中国学者在史学研究方面的互相影响和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他们认为：
    “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的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变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总编辑序1-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当然是中国史学界乐于看到的一种应予肯定的好趋势。
    在该书的某些部分中，还正确地指责了那些不从变化发展上书写历史人物与事件所产生的谬误。有的作者指出：“当代中国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扰动和变化的领域；当学者结合关于过去事态发展的最新资料进行研究时，就需要不断地修改他们的解释。虽则大多数分析家对资料问题的态度是谨慎的，这个领域偶尔也发生弊端。……例如，研究者在1966-1970年得到的文献，说明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不断增长的冲突和他们在1965-1966年关系破裂的原因。有的分析家孤立地抓住这个材料而忽视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个巨人之间长期合作的记录，着手把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描绘成敌对的。”（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612-6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从这种批评中，可以看出作者是主张史学家应“描绘”出历史的变化。不过，这种历史变化的“描绘”应该是符合客观的实际状况，科学地估量其发展变化程度，而不能主观地任意夸大或作过分的估量。这样的看法，我们也是赞成的。
    第四，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充分地认识和书写出历史的曲折。
    世界各国的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作为一种变化发展过程，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前进的运动。然而，这种前进不是笔直的，平顺的，而是曲曲折折，起起伏伏，有前进，也有后退，复杂多变，呈现出一种波浪式的状态。有谁能找出世界上某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笔直的，或者始终在一个水平线上发展？没有这样的客观存在，也没有这样的历史记录。那么只能是“踏破铁鞋”，也寻觅不到这样的“净土”。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承认“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总编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承认中国历史的发展“在194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而新中国进行的改革和建设将是“世界上未曾见过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规模最大的试验。”（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既然是“试验”，而且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那么曲折和挫折的不可避免性，也是客观存在的。该书的一些撰写者确实是在努力书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的复杂与曲折。这是很好的。当然，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比如，有些撰写者对这种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描述得不够准确，作了某些缺乏事实依据的主观推测，甚至苛意的评说。应该说在研究别国历史时，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这些现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总要反复研究，慎下结论为好。
    第五，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史学工作者能够严肃地去探索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变化原因是什么？这是史学家们争论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变化都不可能是凭空而起的，都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而且这些原因是现实的、客观的。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某种神秘力量制造的发展变化。那种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来自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什么“天命”、“鬼神”、“上帝”等等，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这种愚昧和妄想，是不应进入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视野之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