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实，记真实，论述真实，这是史学工作者必备的起码的求实态度。因为，昨天对于今天来说就是历史。昨天以前，有无数的真人真事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沿着历史的轨道或超速飞跃或步履蹒跚地行驶着。而历史事件又是十分复杂、犬牙交错的。人们所追求的是“以史为镜”。若离开历史真实，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离开历史本来面目的研究和撰著，不仅被诚实和正直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是不可取的，而且其最终结果，没有不失败的。
    关于书写历史，必须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在这一观点上，我们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地位很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的看法十分接近。在费正清和丹尼斯·特威切特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所撰写的《总编辑库》中，曾谈到认识的事实基础问题：“由于现代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从历史上认识世界就愈发变得必要，历史学家的任务也就更为复杂了。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资料激增，认识也在提高。仅仅总结已知的事件就令人生畏，然而，对于历史的思考来说，认识的事实基础越来越必不可少。”（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总辑程序》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说明，在主导编辑看来，史学家认识历史、思考历史、对历史作出理性的判断，必须以事实为基础。这无疑是合理的正确的。不仅是这样，他们还正确地批评了那种套用西方的名词术语而不顾实际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错误倾向。例如，有人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作辩护，说正是西方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使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费正清教授批评说：
    “我们自我欺骗的程度是不难看出的。在今天，谁在一眼之下都不会支持这样的论点：即蹂躏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实例不是使中国的改革家看到了现代民族主义的优点了吗？……
    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14-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作者是在“中国统一的成就”的标题下面谈到上述观点的。他不同意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说明中国过去和现在这样的统一大国的形成与存在的。很明显在这里作者是赞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说明中国，而不主张生搬硬套西方的名词术语。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也是我们之间能够取得共识的研究标准。
    第二，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要求客观地观察、书写历史。
    史学工作者的研究，要做到尊重“认识的事实基础”，首要是能够排除主体感情和利害关系等因素的干扰和扭曲。
    作为史学家，即书写历史的主体，都是有感情的具体的人。有人提出“抛开感情的因素书写历史”。这种要求不能认为不合理，但要百分之百的真正做到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提出这种要求可以促使史学家更加冷静、客观、自制，努力不使这种感情因素干扰史学研究，更不能偏离历史真实的轨道。出自某种个人偏爱和利害得失去书写历史，势必持偏执之词而歪曲历史。当然，刚直不阿的史学家，怀着满腔的怒火，揭露社会的罪恶，写出流传千古的杰作，也屡见不鲜。中国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书写《史记》就是一个范例。不过这是一种忧国忧民、以社稷为重的站在人民立场的感情。它同以个人利害为出发，或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为重的狭隘的个人感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对“感情”也还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史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是要排除那些干扰客观地认识历史真实的“感情”。比如，某些人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于对共产党有偏见，感情上不接受或否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他肯定不会客观地书写这段历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二位教授所撰写的第14卷序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力量和意图构成了这两卷的总布局。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没有一个生活的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地区不受中央当局坚决使中国革命化这一努力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写完两卷本巨著，主编麦克法夸尔在15卷的《后记》中又写到：“本卷中的主要论述截止于80年代初期，以便提供一些历史背景。80年代初期是充满希望的岁月，人们真正感到在邓的领导下，已有了新的开端。中国人民开始显示，他们愿意，也能够利用新的自由来改善自己的命运。”（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第928页。）这一方面说明国际学界朋友，对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友好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该书的主编力主撰史的客观性。与此同时，该书还在有关部分批评了某些国际学者撰写的史书由于感情的偏颇，而出现的对历史的扭曲。例如书中指出俄国社会学家阿列可谢·泽罗克霍夫契夫写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探微》（德文版名称）一书中“调子很不友好，充满攻击之词”。（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第972页。）针对这种现象，该书提倡“对目击者的报告和专家学者的分析应加以区别。”（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第15卷，第972页。）确实如此，以着不友好的感情，很难客观地书写中国的历史。主观的歪曲史实的攻击之词，又能够为严肃的有意义的史学研究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呢？抱着要求客观地观察历史的愿望去进行研究，虽然也很难一次就穷尽史实，但总会愈研究离历史的本来面目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