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准确、无误地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很不容易的。具体来说，找出某种历史事件的发生、演变、以及历史人物行为和思想变化的原因，没有对大量史实的认真搜集和占有，没有科学的分析头脑，没有艰苦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们，对于新中国历史的发展的原因，一般说是重视的，并作了认真的研究和大胆的探索。但就其实际结果而言，有些对于某一历史阶段的事件、人物的思想行为的变化原因，作了比较好的探索和论述；有些则论述得不恰当，甚至失真；有的还只是罗列了很多现象，而不分主次，真伪混淆；有的没有摸到历史事件、人物思想行为演变的真正原因，似在进行主观的猜测；当然，也有坦诚地声明这件事的原因还不清楚等等。
    作为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我们是和这段历史一起走过去的。这样一来，一方面，作为亲历者，我们不难发现上面所谈到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成功和失误之处。因为，许多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来说不仅身临其境，而且至今回顾起来还历历在目；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真正把握各种事变的深层次的内因与外因，对于我们这些只从一个小局部亲历事件的人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件。这中间有个人生活条件的局限，有接触环境与视野的局限，有个人认识的局限，以及资料占有的局限等等。由此领悟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国际学界朋友（这里已排除了那种仅以史学为掩护而别有企图的，严格说不能被认为是史学家的个别人）在研究中国历史、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确切原因时，有论述不当之处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历史变化多端，“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而广泛”（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4卷，总编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新中国也不例外。要真正写出新中国的变化发展，探索其真实原因，即各种历史事件处于多方面联系中的内因与外因，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任何事物变化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原因，偶然原因，以及各种原因又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存在的，因为整个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着的。面对这种普遍联系的图景，去寻找历史链条的某一环节的真实原因，必须要有全方位、多层次的观点。这是要付出艰苦努力的。
    在探索历史的变化、发展及其原因时，有一个规律性的问题，既是观点问题，也是方法问题，即“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是不应予以忽视的。如果由于批评新中国的领导者所提倡的“斗争哲学”带来的危害，而根本否定上面讲的观点与方法，就意味着没有办法找寻到历史事变的根本原因。
    总之，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向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挑战。有正确的历史观、方法论意味着对科学世界观的把握，也意味着开启了取得辉煌的研究成果之门。诚然，对它的完全把握是异常困难的，要求中外史学工作者都全面无误地把握和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现实的，也肯定会有许多西方学者不会赞成。然而，全面把握的要求，是应当提出的，也是我们应共同力主和努力提倡的。“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有了较高的要求，以及艰苦的努力，即使达不到本来的要求，也还会取得较好的成果。更多的把握，会有更多的成功；部分的把握，会有部分的成功；对其把握，哪怕有一点点自觉的意识和努力，也会有某些优秀成果作为回报。相反地，完全背离和在某些方面背离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其研究的结果，势必导致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扭曲和背离。那么，带给社会的不能不是被列入否定性的产品，对于个人的艰辛努力及所付出的代价来说，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