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此前相比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遇到了一个来自西方且比自身发达强大的外部世界，并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西方因素。中国具有悠久的改革传统，但这与晚清的变革是由西方的冲击而引发并不矛盾。西方的冲击--这是欲认识近代中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事情。如果不“联系这种冲击”，关于19世纪中后期的变革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将无法解释。
    柯文认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往占据优势的是“局外人”的观点，故提出应“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倡导“进入中国内部”，“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的”。（13）按照林同奇的说法，“柯氏认为史学家应该按照历史事件的参加者的准绳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着手研究历史，并尽可能采用他们的角度，按照他们的体会去理解这些问题。这就是柯氏所谓‘力求设身处地（empathically）按照中国人自己的体会来重建中国的过去’”（14），亦所谓“移情（empathy）方法”（15）。既然如此，那我们就根据柯文的观点，来看看那些“局中人”，看看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参加者”的那些“中国人自己的体会”如何。
    作为近代中国知晓西方世界的思想家，薛福成认为，中国在与西方“并峙”的情势下，“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16）。薛福成所提出的这些“变”--商政矿务之筹，火轮、舟车、电报之兴等，不正是中国人对西方冲击做出的回应么？而且不正是这些所谓“宜筹”、“宜精”、“宜兴”、“宜讲”，引发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系列变动吗？虽然这也许是当年薛福成所无法预料的。另一位思想家王韬则惊呼：“呜呼！今日之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而且预言“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17）更是表达了当时中国人在西方世界冲击面前欲奋发有为的积极心态，学习和仿行西方事物的紧迫感及要赶超西方文明的进取精神。梁启超在论及西方冲击对中国的影响过程时称：“‘鸦片战役’以后，渐怵于外患。洪杨之役，借外力平内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其学生之志量，亦莫或逾此……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18）两年之后，梁启超又进一步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器物”、“制度”、“文化”。（19）以上文字旨在批评中国进步的彳亍与迟缓，也使我们从中看到近代中国在西方冲击下所做回应的大致过程。上述三氏，均为“局中人”，其中梁氏更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完全符合“历史事件的参加者”的标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柯文将“冲击-回应”模式尽归于费正清等美国学者的创造，而忽略了在费正清等人之前，中国学者有关“冲击-回应”问题的论述。
    洋务运动或许是中国对西方“冲击”所做出的最初也是最具意义的“回应”，即使反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柯文，也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对西方“冲击”做出的“回应”（20）。而中国学者关于西方冲击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影响的认识，亦集中表现在对洋务运动的论述上。例如，李剑农在论述洋务运动的“动机”时指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是模仿西法的动机。因为受鸦片战争的挫败，知道夷人也有夷人的长技，非中国人所能及，非师其长技不足以制之。在洪杨战役中又受了一次英法联军入北京的大耻辱，这种感觉愈加迫切。”（21）为“师夷长技”而建立军事工业是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内容，从其“动机”来看，无疑属于对西方冲击的直接回应。何干之则明确指出：“新政的鼓吹，变法的提倡，不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政治要求，而是外夷威迫中发奋自强的呼喊。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不是自发的，而是被动的。”（22）
    近年来，尽管中国学者对洋务运动性质、作用及结局等问题的观点不一，但对于洋务运动是因应对西方的入侵而起则看法一致。李时岳认为：洋务运动中，“为抵御外侮而兴办军事工业，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它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反应，洋务派兴办的规模巨大的兵工厂、造船厂等，都属于这一类”（23）。《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指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始终围绕着如何回应外国列强的不断挑战这个主要线索。”（24）根据樊百川的研究，洋务派的所谓“自强”新政，几尽为西方“冲击”的结果，其所著《清季的洋务新政》一书指出，“洋务派尽管喊叫了三十余年的‘借法自强’，主动进取性却少得可怜，差不多都是靠外国侵略者诱导以至逼迫出来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海军的建立等。（25）即使有论者对“冲击-回应”模式持保留态度，认为其“不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但仍认为，“不能否认，从当时的世界现实来看，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必然要受先期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并要以西方社会为蓝本来改造中国传统社会”。（26）戴逸则认为，“18世纪末，尽管中外贸易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中国人接触外国的渠道十分狭窄，对世界状况、西方的科学文明毫无所知，整个社会如一潭死水，停滞凝止，没有进步”（27），“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被迫蹒跚前进了几步，搞了一些近代工业……建海军，办教育。中国的现代化从此起步”（28）。
    汪熙对“冲击-回应”模式有独特的认识。他将费正清之“冲击-回应”模式称为“冲击-反应取向”，并解释称：“‘取向’是英文‘approach’的意译，原意指探讨问题时采取的角度、方式和路子。”“内部取向”即指“内部因素”，“外部取向”即指“外部因素”。（29）汪熙提出：“外因和内因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偏废。须知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世界撞击中国的大门，并以各种不平等条约为跳板侵入中国，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任何外来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30）笔者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意见。所谓研究中国近代史“两种取向都不能偏废”，就是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预设某种取向，限制住研究者的视野和思维。西方的冲击是“历史的事实”，西方的冲击“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同样是历史事实。而且汪熙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外因（在这里指西方的冲击）也可以成为主要的一面……离开了西方的冲击及影响，很多中国内部的事就无法解释。”（31）这体现的是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
    历史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其研究原则是从事实出发，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某一事件或现象的时候，若带着预先设定的某种取向或模式，往往妨碍人们对这些事件或现象得出正确的认识，甚或歪曲历史真相，这早已为历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