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层带”问题
    柯文称：“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冲击-回应取向的问题，在于它按照中西接触中产生的一整套问题来事先规定19世纪中国历史中哪些事物才算是重要的。更具体地说，它从几方面歪曲了历史：它阻碍人们去真正研究这一时期中与西方入侵没有关联（或最多只稍有关联）的历史侧面；它容易使人把19世纪中国与西方有关联的一些侧面单纯地解释为‘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实际上它们却部分地--在有些情况下主要地--是对本土力量做出的回应；最后，由于它把重点放在人们有意识的‘回应’上，就自然会引导人们采用思想、文化和心理的解释方法，而削弱了采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解释方法。”（32）
    但实际上，“冲击-回应”取向如果存在问题，这问题与其说是“事先规定”如何如何，不如说是“事后”。不是吗？“中西接触中产生的一整套问题”中，哪些“算是重要”，或哪些不重要，“冲击-回应”模式都是在事后得知的，且按事后的认识来“规定”的。
    为了纠正“冲击-回应”取向对历史的“歪曲”，柯文提出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现象和事件划分为三个“层带”。所谓“最外层带”，是指属于“晚清历史中那些显然是对西方入侵做出的回应，或者是入侵后产生的后果”的现象和事物，包括通商口岸、近代兵工厂与船坞、王韬一类报人、基督教徒、总理衙门和海关、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使节等；“中间层带”是指“不是西方的直接产物，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事物”，如太平天国运动、同治中兴、排外主义，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等；“最内层带”则是指晚清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生活，这些“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33）
    从这三个“层带”的划分可以看出，当柯文具体地考察近代中国所受西方冲击情况的时候，其认识就变得较为符合实际了。柯文认为直接或间接受到西方影响的，是“最外层带”和“中间层带”所罗列的涉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事务和现象，而柯文认为“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的“最内层带”，是指思想文化及社会习俗等方面。
    柯文关于这三个“层带”的划分，所根据的是其所受西方冲击的程度。柯文感到，最外层带“包括的现象颇为繁杂”；中间层带“的现象也是五花八门”；而一个社会中最不容易改变的、属于一个社会最深层次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的，也就是柯文所谓“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的那些事物和现象，则被其划入了“最内层带”。柯文根据受西方冲击的程度所做的这三个层带划分，考虑相当周全，内容基本准确。但是，这三个层带的划分及其内容的罗列，特别是其对“最外层带”所受冲击的叙述，非但没有驳倒“冲击-回应”模式，反而为这一模式的成立提供了根据。这些属于所谓“最外层带”的现象包括：建立近代兵工厂与船坞，开辟通商口岸这些属于生产活动和经济领域的事物；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海关这类新的政府机构，派遣驻外使节这种中外关系中破天荒的举动；以及产生了王韬一类具有新的视野和思想的知识分子，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等。这些现象不是都在说明“西方的冲击”在中国所产生“回应”是很明显且多方面的吗？柯文亦称，“冲击-回应模式显然最为适用”的这“最外层带”所包括的内容“颇为繁杂”，而这不正说明西方的冲击对近代中国社会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吗？
    上述事物和现象涉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多个重要领域，而正是这些事物和现象开始瓦解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破坏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主权，冲击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同时，也打破了中国的对外封闭状态，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进程，就是在这样一种充满屈辱与反抗、无奈与被动的状态下开始启动的。上述各个领域这些在西方冲击下产生的事物和现象逐渐发展扩大，并向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扩展和渗透。工业由近代兵工厂与船坞的单纯军事领域，向民用工业的纺织、食品、矿山、冶炼、铁路、航运、电讯等部门发展，并陆续建立了培养相关技术人员的各种学堂。这是历史事实，而非“随意假设”。柯文如果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这个基本发展趋势或这些现象间的基本逻辑都没有搞清楚，那么，其力图否定“冲击-回应”模式的行动就显得过于大胆了。
    相对于其他两个层带，柯文对属于“中间层带”的事物和现象的认定显得比较混乱：“同治中兴，某些自强措施”，本来已经被划在“最外层带”中了；而“排外主义”难道不是对西方“冲击”最直接的一种“回应”？其实柯文自己对这种混乱已有所觉察，他认为“中间层带”所包括的现象是“五花八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间层带”划分根据的复杂性，即“不是西方的直接产物，而是经由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事物”。除了要认定这些现象和事物，本身难度较“最外”和“最内”为大之外，我以为，亦有其把握标准方面的偏差。
    所谓“最内层带”主要指晚清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生活。柯文称：“一旦摆脱了简单的假设，即以为19世纪中国的重要变化都必然直接或间接为西方所诱发，我们就有可能在这个最内层带中寻找并辨认出中国社会与文化长期变化的模式，很可能正是这种模式对晚清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34）一点不错，一旦将这些“直接或间接为西方所诱发”的事物和现象都视为“假设”而“摆脱”掉，岂不就只剩下了这个“最内层带”？“对晚清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自然也就非它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