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柯文关于“最内层带”的划分及其对所包括的事物和现象的认定，还是应当给予相当的肯定。确如柯文所言，这个“最内层带”，“不仅不是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而且，非但如此，这个“最内层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还确实产生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如，京师同文馆开办后，奕曾奏请增设天算馆，招收30岁以下正途仕人入学，但遭到某些固守传统观念的人士的极力反对。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称：“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35）大学士倭仁则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所恃读书之士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俊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36）陈旭麓指出，这些出于“浸润于传统观念中的人们”的言论，“使西学在传统文化的光环之中显得格外卑鄙和渺小”，“显示了传统惰力的沉重和可怕”。（37）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一些本有意入馆学习者裹足不前。据奕‘称：“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38）从中可见传统守旧势力影响之大及对晚清历史发展产生的“作用”，只不过或尚未达到柯文所谓“决定性”的程度罢了。
    再如，铁路、轮船等事物也遭到思想守旧人士的反对。当19世纪80年代初修建铁路之议甫出，反对者“群相哗骇”（39）。这些人认为，外夷以谋利为主，中国以养民为主，故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修筑铁路为“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40）乃至曾纪泽因乘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41）。中国某些固守传统人士对西方事物的憎恶与抵制可见一斑。
    上述事例表明，传统思想观念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进程确曾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然而，历史的脚步并未因此被完全阻挡，随着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历史正剧的相继上演，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路上蹒跚乃至挣扎而前行，而那些一味固守传统、力图维护旧秩序的人们，则终被历史无情地抛弃。由此观之，柯文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文化很可能“对晚清历史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判断，难免夸大之嫌。
    三 关于概念与逻辑的几个问题
    柯文此著中，某些概念与逻辑或存舛误。兹择数端，试予辨正。
    关于“首次相撞”
    柯文认为，研究19世纪的中西关系，“‘西方冲击’的概念，可以恰当地表达‘首次相撞’的含义，但它对于相撞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效果却很少探究；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坚持把‘中国回应’这个概念和首次‘西方冲击’过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也不会有太多帮助。如果一定要保留这些概念，则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贯注于一种远为错综复杂的冲击-回应网络--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42）。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分析。首先，“冲击”还是“相撞”？“冲击”，一方主动，受冲击的一方被动；“相撞”，则双方均主动，或无所谓主动、被动。在描述19世纪的中西关系时，把“西方冲击”的概念表达为“首次相撞”是很不恰当的。“首次相撞”，貌似公平公正，无褒无贬，实际上曲解甚或颠倒了事实。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多已完成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寻找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西方世界是急剧扩张的趋势。中国则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主动去与之“相撞”。不是中国有任何行动去撞击西方，而是西方列强处心积虑，主动出击，千方百计去“撞”开中国的大门。
    再者，即使视其为“相撞”，事实上，19世纪中期的“相撞”也并非西方国家与中国的“首次相撞”。即以英国为例，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1635年英国海军大佐威得尔率领船队驶抵虎门，“因为他请求通商没有得到答复”，就率船队闯过虎门直驶广州，并完成了交易；1685年，英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获得在广州开设一个商馆的权利”。（43）此后，1792、1816年，英国政府分别派遣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来中国要求开辟口岸，扩大通商及在沿海指定岛屿供英商居住等，均遭拒绝。（44）将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辟为商品市场，是英国人梦寐已久的目标，二百年来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正当的和非正当的、和平的和非和平的，19世纪中期的“相撞”绝非“首次”。用“首次相撞”来描述19世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并不能提高中国的地位，反而歪曲了这一关系的性质。
    而柯文所谓“在这网络中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只能被视为一种缺乏历史概念的想象或富有远见的展望。“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那样一种“网络”，或许在19世纪中期之后的若干年后，有形成的可能，但在西方世界疯狂扩张而中国则被动挨打的19世纪中期，绝非如此。在讨论19世纪的中西关系时大谈“不论冲击或回应都应该既是中国的又是西方的”，只会带来无益的模糊乃至有害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