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余论
    柯文称，其“中国中心观”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的问题着手研究。这些问题有的可能受西方的影响，甚至是由西方造成的；有的则和西方毫无联系。但是不管怎样说，它们都是中国的问题”（52）。
    这样看来，所谓“中国中心观”与“冲击-回应”模式其实并不见得是那么对立，不过是各自强调的重点有所差别。强调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受到西方的冲击有关，并不意味着不重视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Chinese context），不从中国的问题开始着手研究。近代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这既是外部问题、西方问题，但从根本上讲，这更是中国的问题：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个时期，为何受到来自西方的冲击？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冲击？面临一种怎样的新的历史环境？中国人面对这个新的历史环境，做出了怎样的反应、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反应、采取这样的对策？产生了怎样的后果？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等等。研究这些问题难道就不是“从中国的问题开始着手研究”了吗？由此说来，这一“新取向”又究竟新在哪里呢？
    在这里，比较一下近代印度、中国、日本三国同在西方的侵略-冲击下做出的不同回应及产生的不同结果，或不无必要。同在西方的侵略“冲击”下，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日本极力“脱亚入欧”（53），通过明治维新，发展成为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则奉行“中体西用”（54），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是面对西方的侵略“冲击”，这三国为何做出不同的回应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其原因端在各国内部，端在三国不同的历史传统及当时的状况。所以，承认西方冲击的作用，并不就是否认了内部因素，认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冲击-回应”模式，并不影响人们“在中国发现历史”。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下，领土及主权遭到损害，传统的自然经济趋向瓦解。另一方面，国人在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抵抗失败之后，开始“师夷长技”，于是出现作为对西方冲击做出第一个回应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制造枪炮船舰，进而兴办纺织、矿冶等民用工业，以及开办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能人才的新式学堂，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等，这些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事情。早在50年前牟安世即指出：洋务运动初期所建立的军事工业，由于“已经使用了机器，表示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因此，这些军事工业的建立，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而近代工业的开始出现，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生”（55）。“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宗旨，但来自西方的“用”--机器工业及其所包含的科学技术这种新的生产力进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变动。在这种新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推动下，传统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工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现代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则分化、转变，并导致政治体制的维新与革命、思想观念的除旧与布新、社会习俗的改造和变迁--“中体”的坚守告败，中国走上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不归之路。其间，既有在新的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推动下，社会循着自身发展规律的不断演进，同时，亦有面对来自西方世界军事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新的冲击，不断做出的新的回应。这个过程，既充满血与火的抗争、正义与强权的较量，亦不乏西学与中学的共存和融合、乡村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借用汪熙先生的话：“这里面没有深奥的理论，只有明明白白的事实和清清楚楚的逻辑。”（56）岂能为了推翻“冲击-回应”模式，而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这些事实和这样的逻辑视而不见？
    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因其别样的观察角度，往往能发中国学者所未发，其观点具有特别的价值。但柯文欲在关涉中国近代历史总体性的解释问题上，将“冲击-回应”模式推倒，则还需做更多的工作。
    注释：
    ①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文版前言”。
    ③林同奇：《柯文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评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④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⑤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⑥王剑：《美国中国近代史观的展现及其他--关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考》，《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