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以演说为切入点，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将雅典公民划分为政治领袖和民众两个部分。一方面，从古希腊智者的教育可以看出，他们传授演说的目的主要是培养政治领袖，他们大多是雅典的贵族或者富有者。（45） 事实上，不论民众是否渴望学习演说术，他们既负担不起智者教育那昂贵的学费，也可能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锻炼和学习这门技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演说确实主要为雅典的政治领袖所掌握。相对于民众而言，那些经常在公民大会上演说提议的人和经常在公民法庭上提起公诉案件的人主要是政治领袖，而且只有他们才被称为政治领袖，当然也是雅典民众公认的政治领袖。（46） 所以，每当在公民大会上演说提议的时候，他们总是头戴橄榄花冠，以示区别。因此无论是从演说教育还是从它的实践来看，演说是雅典社会一种典型的政治精英文化或者贵族文化，它更多的是为政治领袖所掌握，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领导民众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让我们先从政治领袖的概念入手来分析。在古希腊语中，有关政治领袖的术语很多，但最为普遍的一词是rhētor。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开始，这一词就被用来指在公民大会上的发言者或提议者。因此，任何一位公民，当他走上公民大会的讲坛发表演说提议的那刻起便可被称为rhētor。（47） 后来从公元前5世纪末期开始，它就被用来专指那些公认的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人或提出建议的人，他们就是当时的政治领袖。古希腊语中另一个与政治领袖相关的重要词语是demagogue，意思是“平民领袖”（someone who leads the demos）。但后来这一词多用于贬义，专指那些为个人利益所驱使而在人民面前阿谀奉承的野心家。至少在修昔底德看来，鼓吹西西里远征的亚西比得即是此类人物。但无论如何，“平民领袖”的领导角色主要也就是指其演说和建议的权利。而据学者研究，在希腊语中，其他有关政治领袖的术语也同样主要是指其公共的演说者的角色。（48） 由此可见，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同时又是演说家，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而政治领袖的角色首先应是其演说家角色的具体体现，即通过发表演说，提出建议，说服民众，进而影响公民大会的决策和公民法庭的判决。这正如芬利评价所言：“从严格意义上说，用于赢得户外几千听众票数的辩论就是演说。因此将政治领袖称为‘演说家’一点也不过分，之所以这样说，倒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将演说作为某位政治领袖的某项特殊技能的一个标志，更是因为政治领袖和演说家两者根本就是同义语。”（49） 但是毫无疑问，政治领袖的领导权也是通过演说来实现的，即通过他们在演说中不断地战胜对手来确立和巩固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直到他们在演说中被新的对手击败，为新的领导核心所替代。埃斯基涅斯和德摩斯提尼即是一对例证，德摩斯提尼在雅典民主政治中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说斗争，直至“诉克提斯丰”一案，埃斯基涅斯被彻底击溃。试问修昔底德所谓的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对人民的领导有哪次不是通过演说提议来完成、实现的呢？德摩斯提尼不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个演说家和建议者吗？（50） 所以，与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相比，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相当有限，只不过是通过演说进行劝服、建议和施加影响罢了。
        如果说政治领袖是建议者，他们对民众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演说来说服民众，对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施加影响，确立在民众心目中核心地位的话，那么民众就是决策者，政治领袖的演说提议须经过民众的表决方才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也才能付诸实施。这正如芬利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政治领袖只称得上是他本人的领导，而且在公民大会上没有正式身份。要验证他是否具有领导这一身份，简单得很，只要看公民大会是否依照他的意愿、建议进行投票表决。”（51） 政治领袖的建议者角色与普通民众的决策者角色在古希腊留传下来的演说词中也有直接的反映。吕西阿斯在一篇题为《控埃拉托色尼》的演说词是这么结尾的：“我将陈述完毕，你们已经听到了。权力就在你们手中，你们投票表决吧。”（52） 德摩斯提尼也曾在演说中多次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在《第三篇奥林萨克》的演说中，他说：“我已尽量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请你们本着最能符合城邦和人民利益的原则作出选择。”（53） 在一篇题为《论切尔松尼斯》的演说中，他说：“毫无疑问，你们都知道，提摩塞乌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力劝我们派兵拯救尤布里亚，以免遭受底比斯的奴役……提摩塞乌斯发表演说提议，而雅典公民作出决定……现在一样，我已作了演说，但必须由你们作出决定。”（54） 在《第三篇斥腓力》中，他说：“这就是我的演说和提议，我深信它将会使我们国家井然有序。如果还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那就请他马上说出来，最后由公民大会来决定。”（55）
        毋庸置疑，在雅典民主政治中，一方面政治领袖即是演说家，是说服者和建议者，他们对民众的领导是通过演说来实现和完成的。但是基于演说的“说服”和“建议”作用，当政治领袖站在公民大会或者公民法庭上面对民众或者陪审员发表演说的时候，民众不但和他们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他们还认可了民众的决策权，从而强化了民主政治“主权在民”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政治领袖，无论他多么富有，出身多么高贵，但是在讨论城邦内政外交政策的时候，他只能通过演说对民众进行“说服”和“建议”，而不是像专制君主那样对臣民下达命令。这正如哈维·儒尼斯评价所说：“伯里克利是通过演说而不是武力控制民众的。语言，这一民主政治中的演说家可以获得的唯一可能的控制方式，也是控制自由民众的最恰当的方式。”（56） 另一方面民众是决策者，一切政策法令和司法审判都源于民众的表决。但是民众的表决又都是在政治领袖发表演说之后，这不仅表明民众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而且还说明政治领袖的领导权或者说建议权受到了民众的认可。换言之，民众的表决权也巩固和维护了政治领袖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因为一旦事实证明政治领袖的提议是个错误的政策，那么受到处罚的应该是政治领袖，而不是表决的民众。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伯里克利的政策给雅典人带来沉重灾难的时候，他们判处伯里克利一笔罚金。（57） 当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失败之后，雅典民众开始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58） 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得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演说无疑在巩固与加强这一关系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口述社会是古代世界的共性，和希腊社会一样，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口述社会阶段，史诗和抒情诗的发达即是鲜明的例证。古希腊人创作了不朽的《荷马史诗》，同样苏美尔人有宏大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印度人有著名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代的中国人有广为传诵的《诗经》。但是以口头说服为特征的演说却唯独兴盛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成为雅典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这与雅典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雅典民主政治是演说得以兴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