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四十年。四十年来的世界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在复杂而急速的变化中世界正走向进步，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但是，有些人总想阻止历史洪流的前进，对历史本身早已作了结论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不断提出荒谬的论断，企图扭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效劳。这种现象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少数历史学家所写著作中，六、七十年代发展到世界其他国家。他们打着对二次世界大战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希特勒、德国法西斯为什么能夺取政权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幌子，不顾事实，牵强附会地把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的历史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谁都知道希特勒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他们却竭尽全力寻找历史根据为希特勒开脱罪责，将发动战争的责任强加在反法西斯国家身上。这无疑是违背历史、歪曲历史的恶劣行径。这种著作竟至流行在西方许多地方，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五十年代，德国少数历史学家的著作，影响所及还有一定限度，因为他们的观点受到德国正直史学家的驳斥。尽管在社会上激起过一些浪花，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没有形成惊人的声势，改变人们对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原来的基本看法。
    这股反历史主义的浪潮在六十年代初逐渐影响到英美历史学界，使为德国法西斯翻案的趋势与冷战结合。为了适应某些人的需要，泰勒的《二战根源》一书问世。他在这本三百页的著作中集中说明两个问题：一、希特勒是战争罪犯全是神话；二、大不列颠和法兰西在抵抗和绥靖政策间摇摆不定，从而引起了大战爆发。这样新奇的论断经过英美修正派历史学家的发挥和渲染，其中当然包括泰勒教授，进一步提出希特勒不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不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英法容忍法西斯扩大侵略，背后得到美国的支持；英法美三国不能回避担负引起二战爆发的责任。这种观点很快得到西方当权人物的支持，受到德国右翼势力的欢迎，如德国新纳粹组织“帝国社”、“德国战士报”就极力响应。因为这种观点有利于为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翻案，有利于某些集团使世界局势向右转，有利于混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他们指责纽伦堡作了错误的审判。毫不奇怪，泰勒这本书作为不列颠历史著作的“最高成就”，受到英国上流社会聚居的格鲁布街人士的竭诚欢迎，同时也遭到英美法正直历史学家的反对。
    泰勒这本书引起的争论逐渐变成一场极其激烈、经久不息的辩论。针对反对者的意见，泰勒在《二战根源》第五版中写了一篇“第二次想法”一文，继续鼓吹他的谬论，把他的观点加以补充和阐明。到七十年代初，英美历史学家出来反对泰勒的代表人物有T.D.威廉（T. Desmond William）、J.乔尔（James Joll）、H.R.特雷弗-罗珀（H. R. Tve Vor-Roper）、T.W.麦森（T. W. mason）、C.R. 科尔（C. Robert Cole）、H.K.科克（H. K. Kock）、A.布洛克（Alan Bullock）。他们当中有人写过文章，有人写过专论，有人发表过谈话，批评泰勒的观点。总的说来，他们从哲学观点、治学态度、史料应用等方面指出泰勒的论断和根据违背了历史实际，不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泰勒的这本书尽管在各方严厉批评下先后依然被翻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芬兰文、丹麦文、瑞典文、挪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分别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出版，成了盛极一时的畅销书。英美一些杂志和评论家竟大肆吹嘘，把《二战根源》说成是“一本历史杰作，有透辟精道，富有同情心的美妙著述……深深打动着读者”（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man），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泰勒先生引导我们思考一些新问题”（共和国杂志，The Commonweal），有人甚至宣称《二战根源》现在已成了一本经典性著作”。
    迄至最近两三年，西方出版界仍在陆续重印《二战根源》，它的影响可以说十三、四年以来尚未真正衰退。除了英美修正派历史学家奉行泰勒的“说教”之外，其他研究世界现代史、二战史、德国史的历史工作者往往也引用泰勒的观点，无形之中修改了人们原来对希特勒、德国法西斯的正确评价，把年轻历史工作者引入了歧途。在今天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二战的根源、纠正泰勒先生散布的非科学的谬论，看来完全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