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泰勒为希特勒辩护的另一理由是，三十年代一系列军事外交危机，希特勒尽管充当了主要角色，但他对危机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事前没有计划，在事态发展进程中他往往是被动的，主要应负的责任都在他的对手方面。这种说法是难于作为希特勒发动战争的辩护词，因为希特勒“是位机灵、冷漠、残暴的野心家，他从别人的错误中得到好处，在幻想里扩大德意志权力。”占领来茵区后，他宣布：“我所走的路乃是上帝口授给一位梦游者的保证”（29）。用确切的话说，希特勒是一位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者，只要有机可乘，便利用对方的弱点一步一步取得成功。他甚至不顾常规、不怕风险、只要出现有利时机就采取出乎意料的行动，而他行动的最大特点是把机会主义和目标的坚定性结合一起。他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寻找扩张，从西方国家害怕战争和失误中取得最大的好处。正如A.布罗克所说：表面上看“希特勒经常是临时做决定，直到最后可能的时候才公开他选择的行动，等到获得可以选择的几种可能以后从不作肯定。这种作法并不改变这个事实，他的行动还是遵循逻辑……而与墨索里尼迥然不同”（29）。所以，无论从《我的奋斗》或《希特勒秘籍》内容来看，希特勒早在1924和1928年对争取“生存空间”、向外扩张侵略就订下了计划和蓝图即建立一个大日耳曼帝国。随着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蓝图中某些具体细节为适应新的形势有所变化，总的蓝图既未放弃也未更改，这就是他的机会主义与目标坚定性紧密结合的体现。“从整个希特勒大半生活动中可以说他有一贯的崭新的长久计划。他不断追求权力，力图使计划具体反映在整个对外政策上”（30）。泰勒认为在一系列危机中希特勒处于被动地位，他说：“我们肯定不是希特勒的过错。在政治上他从来没有采取过主动”，他“没有作过征服欧洲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31）。针对别人对他的批评，泰勒又辩护说：“这不是我的错误，根据文献记载，奥地利危机是由舒斯尼格而不是希特勒造成的，”“也根据历史文献，开始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是英国政府的过失而不是希特勒的罪过”（32）。1938年3月后， 张伯伦政府给希特勒的印象是：“他们关心出卖波兰人的权利超过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希特勒发动战争反对其他国家是“逼上梁山”的结果。为了说明他的谬论，泰勒还举了一个例子：1938年11月30日凯特尔递交里宾特洛甫一份德意军事合作协定草案，这份草案是希特勒命令草拟的。其中第三条说：涉及谈判的政治军事基础是德国和意大利反对法兰西和不列颠发动战争。德意谈判继续到1939年4月。据凯特尔记载，“谈判开始经意大利施加压力，问题向着意大利发展。他们坚持最早到1942年准备尚难就绪，不能参加大战。德国被迫同意了他们的要求”（33）。从这件事说明希特勒直到1939年4月还未考虑用战争手段直接反对法国和英国，而意大利也没有参加战争的兴趣（34）。大战结束，英法美三国要求利用条约迫使德国承认对战争中每件发生的事负责（35）。泰勒引用上面一连串事实并没有说明他想阐述的问题。奥地利危机是不是舒斯尼格造成的？据今天业已掌握的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事情恰好与泰勒的说法相反。甚至就是用泰勒先生自己在本书中的说明材料：希特勒所以占领奥地利，“肯定因为他是奥地利人，他要寻找不能完全消失的奥地利感情”。即使从“感情问题”分析，造成奥地利危机的主导力量显然仍是希特勒而不是舒斯尼格。
    泰勒认为1938年苏台德区危机是由苏台德区纳粹党人煽动的，他们逐步造成紧张形势并没有从希特勒方面得到“什么指示”，他们是危机的真正制造者。尽管从形式上苏台德纳粹党人没有得到希特勒具体指示，他们煽动危机的行动却合乎希特勒一贯利用日耳曼民族主义作为扩张领土的借口。他们的行动符合德国法西斯的利益和希特勒的愿望，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历史的传统和国家的统一。他们的行动实际代表德国法西斯的利益，他们采取的行动等于就是希特勒自己的行动。从慕尼黑协定中，希特勒得到了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将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在中欧建立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基地、与奥地利一起为德国法西斯夺取生存空间奠定了一个踏脚石，这是十五年前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时希望达到的目标。德军占领苏台德区后，希特勒口头上答应张伯伦不再提出新的要求，没有全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图。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德国竟用武力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任何人可以看出，这是德国法西斯不守信义、撕毁诺言的冒险行径，决不是泰勒以为的“只因希特勒怀疑慕尼黑协定是否有效……他却没有险恶意图”（36）。令人惊讶的是，泰勒先生竟把这一侵略行为和希特勒说成“没有什么不祥的事（希特勒）超过了中间人的身份”（37），把所有责任推向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政府。根据今天公布的各国档案和文献，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泰勒先生歪曲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
    在波兰问题上，泰勒也极力为希特勒辩护，他认为1939年波兰危机是因贝克的强硬态度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动用武装力量的结果。“希特勒原来的计划并没有毁掉波兰的打算，恰好相反，他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德国和波兰的关系便在友好条约下继续发展”（38），到了最后阶段，才使用闪击战摧毁波兰的抵抗。在泰勒看来，从波兰危机到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整个责任就落在贝克、张伯伦等人身上。其实，希特勒要想吞并波兰早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法西斯领导层就作了决定。1939年3月中旬开始不断施加压力， 由于贝克的坚持迫使希特勒不敢轻易发动侵略战争，也由于波兰政府展开了应有抵抗，希特勒梦想侵略波兰的计划在方法上不能不有所更改，希望象对捷克一样通过外交谈判签订一项“波兰慕尼黑”协定。即使希特勒加强军事压力“仅不过是加强外交阵线上的神经战”（39）。8月26日以后，希特勒延长了进攻波兰的时间，目的在于“不战而胜”而吞并波兰。整个矛盾的主导面仍在发动侵略的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方面而不在波兰和贝克身上。英法绥靖政策的错误是在长时间内影响了波兰问题，早从1938年8月以来，张伯伦和达拉第一直企图将波兰问题按地方性问题解决。他们在德国法西斯咄咄逼人的形势下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甚至1939年9月1日世界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伯伦仍继续打算牺牲波兰缓和希特勒的矛盾，宣战时间竟至拖了三天，由此正好说明挑起二战全面爆发的责任不在英法而在法西斯的武装入侵。尽管西方不愿与德国用战争解决争端，承认“但泽问题不是（双方）争论的主因”，在希特勒整个侵略计划中最后依靠用战争来解决问题。所以希特勒说：“我会提供一个宣传的理由开始这场战争。不管在表面上讲得通或讲不通，胜利者从来不问他到底讲了真话或假话”（40）。希特勒借口边界事件，发动突然袭击侵入波兰，这是德国军事当局预谋发动战争的主要结果，责任当然在德国法西斯。泰勒又说：希特勒占领布拉格错误地增强他扩大军事行动的野心，不幸的是英国政府对波兰作了轻率的保证，从而增加希特勒对欧洲发动战争的压力。英国政府对波兰从口头保证到议会通过英波互助协定前后经过四、五个月时间，他们对波兰的保证事先未经法国协商，只不过是应付局面而作的一种姿态，并未产生实际的效果。如果说张伯伦要对二战爆发负“责任”，那就是他没有如实地及早地按盟国共同的根本利益援助波兰，对波兰所作的保证长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直到大战爆发后，张伯伦政府没有把一分钱、一枚炸弹、一支机关枪送到波兰人手上。正是没有积极支援波兰从而使希特勒狂妄的侵略野心得逞，但这也不能说张伯伦及其政府要承担大战爆发的责任。
    波兰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通过平等的外交谈判即可合理解决。但是，德国法西斯从1936年以来不断扩大侵略，威胁欧洲弱小国家的主权。但泽、波兰走廊问题成为波兰独立的象征，英波联盟宣布后同样也关系着英国对外政策的信誉。希特勒从3月21 日对但泽和波兰走廊提出归还德国和建设公路、铁路要求。张伯伦和达拉第并不完全支持波兰政府对但泽问题的顽强立场。英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支持波兰进行抵抗；另一方面拒绝希特勒利用但泽、波兰走廊问题牵制波兰和英法的关系。希特勒竭力利用这个问题在三国之间制造紧张局势，英国当局依然将这个复杂问题纳入绥靖政策的范围，造成有利于希特勒的侵略。8月20日，但泽、波兰走廊发生危机，德国即在波兰走廊集结军队。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紧张局势，8月31日，希特勒借口向波兰提出的建议遭到拒绝， 下达向波兰进军的命令，英法表示德国如果从波兰撤军依然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希特勒自始至终处于居高临下，操纵战争的主动权。所以，9月1日爆发的战争既不是历史上出现的偶然事件，也不是贝克、张伯伦、达拉第有限力量所能左右。至于泰勒主张的“休战”那只有在英法和波兰满足希特勒的“合理要求”，通过外交谈判让德国合并但泽、波兰走廊以及占领整个波兰领土，战争可能幸免或者推迟。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希特勒是否悬崖勒马接受这种让步，迄今仍是一种猜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