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必须指出，泰勒先生在《二战根源》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论点，不管他如何辩解，事实上是为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翻案，为他们推脱承担发动二次大战的责任。为德国战争罪责翻案并不是首先从泰勒开始，德国和其他国家某些历史学家在他之前早已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他们出于狭隘民族主义，为战败后的德国恢复名誉。例如F.菲舍尔教授在《国际势力采用的手法》中，利用第三帝国未曾公布的文献写道：“当德国决心干涉奥-塞战争，它们相信自己优势的兵力，不惜在俄国和法兰西发生冲突的危险。德国的领导们实质上必须承担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道义责任”。①菲舍尔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认为“1914年9月9日特曼--赫尔维希提出的备忘录可能确立了德国发动战争的目标，用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适合的。”但菲舍尔和他们学派中激进的成员无法证明威廉第二及其政府在战争爆发前业已制订领土扩张的计划。希特勒只不过继续贝特曼--赫尔维希的政策。另外，瑞士史学家W·霍弗基本与他持同样观点。他在《预先计划的战争》一书中指出，1914年大战爆发，用劳合·乔治的话说，是“许多国家都滑入战争的大祸中去了”，“1939年爆发的战争是用条索牵住或自觉自愿投入的。”言下之意，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不存在谁是战争祸首，谁是被侵略的无辜者。要是追究谁负发动战争的责任，凡是参加战争的国家都负道义上的责任，即所谓集体犯罪论。
    泰勒并不是一下就追随德国或瑞士史学家的脚印，很快建立他整套的学说。在泰勒思想发展过程中最早于1945年发表《德国历史的趋势》一文，和W.L.夏勒一样，公开坚持德国负有引起战争原罪②中两个人用毒药的责任，就是指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挑起战争并将战争强加于被侵略者头上的罪过。这种看法不仅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从道义上承认了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应承担不能推脱的罪责。但是，泰勒先生在1961年发表他这本声名远扬的大著时，追随菲舍尔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毫不掩饰地指出“或者我该提醒本书读者‘我从未得出将历史当成一种审判。我写书的时候涉及道义问题也提到道德意识，我却没有用道义标准来作历史裁判”③。事实上，他对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挑起战争的原因恰恰站在道义角度为希特辩护。他竭力强调“凡尔赛和约从一开始就缺乏道义”④，德国人认为那样的处置是不“公正”的，英国工党和美国人士认为这项和约既不道德也无必要。希特勒正是从这“不公正不道德”的问题上大作文章，从而助长德国法西斯撕毁这项和平协议。在泰勒看来，希特勒破坏凡尔赛和约规定，仅从道义上说是合理合法的。这种说法遭到驳斥后，他继续辩解说：“我从来不对战争罪责和战争无辜抱有任何偏见”；“在主权国家的世界里，每个国家为自己利益尽最大努力，对它的错误行动最多可以批评却不能说成是犯罪或不道德行为”⑤。从这个命题推论，那么希特勒为维护法西斯国家利益发动战争用不着负任何责任了。他又指出：我们仅仅指责希特勒的错误，其实英法等国在战前所做的事比德国更加荒谬。在这儿泰勒打了一个比喻：“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地利反对我们（德国），提出的各种要求比我们所作的事更加荒谬”⑥。“我出版这本书并不是为希特勒个人帮忙。”他说，社会上某些批评家对希特勒进行了种种责难，认为希特勒本人应负大战爆发和大战爆发有关道义上的责任，“我不想持上面这种批判态度，讨论希特勒要负战争爆发的责任。我只是信守如实的事实。泰勒根据他自己信守的事实研究，他认为希特勒当时所以进行战争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德国本身的利益和要求。德国过去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希特勒自认为象亚历山大或拿破仑一样是位不存在道义不道义的征服者；二是企图打败苏联在东欧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帝国。倘若希特勒准备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反对苏联，那么德国法西斯向西方国家发动这场战争则是一个错误⑦。泰勒认为的这样两个目的并不能说明希特勒不是挑起战争的祸首，恰恰相反，希特勒为了达到这样两个目的而犯了挑起战争的罪行。
    如果希特勒不负发动战争的道义责任，那么英法是否不负一点战争爆发的道义责任？当然不能作如此绝对推论。西方国家倘若早日认清德国法西斯的威胁，拒绝希特勒无理要求，表示更大的决心进行抵抗，双方的冲突可能不会导致大战的来临。如果说西方应负这场战争的“责任”，那就是不情愿承认德国法西斯业已发生的侵略事件，不敢带头反对和及时采取行动制止德国侵略行动发生，从而刺激了希特勒的野心。希特勒十分了解西方这种心理，因而交替使用战争和外交两手策略，迷惑英法统治者。尽管如此，英法等国和利用战争威胁、动用战争手段而挑起侵略战争的法西斯仍然有本质的不同，更不能承担发动二次大战任何道义上的责任。
    泰勒认为希特勒不是二战罪魁祸首，另一理由是希特勒根本没有准备发动这场世界性战争。即使希特勒认为要采取战争形式进行扩张，而德国进行战争最大的优势只有到1943-1945年方能取得，即1943年前德国并无力量发动世界大战。德国国防军对希特勒这种判断也给予充分肯定，反对在1939年发动欧洲战争。但在事实上，希特勒的行动完全否定上面这种主观片面、根据不够全面而作出的推断。不管泰勒如何为希特勒扩军辩护，认为希特勒下达命令“加速重整军备”的安排是受军事技术顾问施加压力的结果，但希特勒夺取政权后不断加强扩军备战目的即在准备发动这场战争。只要打开1933-1939年德国法西斯的历史书籍和国家档案，可以找到大量事实说明这个问题。虽然有关1939年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的实力有不同说法，例如仅飞机一项，C·奇尔斯顿估计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德国在第一线飞机约3,000架⑧，B.H.克莱恩认为大战爆发德国有1,000架轰炸机，1,500架战斗架⑨；另一说法德国有800架轰炸机，1,450架战斗机；H.希尔曼估计1939年9月德国在第一线有作战飞机2,400架⑩；卡尔·哈达赫认为大战爆发德国有3,600架飞机（11）。总之，大战爆发时德国拥有3000架飞机的可靠实力。泰勒认为到1939年9 月德国经济对大战准备不够充分，远不能适应进行全面战争的需要，这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我们必须看到，1933年3月至1939年3月德国军费开支的一半就等于英法军费开支的总和。1938年铁的生产1／4等于英法两国总产量（12）。德国缺乏的橡胶和石油从1936-1939年取得有意义的增涨，人工合成橡胶差不多从零上升到1939年22,000吨，合成石油和原油增加一倍多（13）。这些都是希特勒当政后为准备战争而积极采取的具体措施。1939年9月前，希特勒利用英法姑息、妥协政策竭力恢复实力， 积极向外扩张，重新占领来茵区，干涉西班牙战争，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从而加强了发动战争的实力。不管从任何角度说，泰勒决不能将上面一系列军事扩张获得的力量，排斥于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范围之外，与希特勒1939年9月发动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此外，在希特勒残暴的扩张中，张伯伦和达拉第推行绥靖政策无疑促使德国法西斯狂妄的野心更加狂妄，加快了大战的来临。可是，泰勒先生却不这样看，他认为绥靖主义者面对复杂的欧洲难题，又想制约希特勒扩张的方向，由于绥靖主义者认识到独立而强大的德意志不理解如何顺应欧洲国际事务发展的局势，他们利用绥靖政策来引导德国。泰勒认为这应当说是无误的（14），即使希特勒远离英法当局的愿望，人们能不能假定使用武力干涉而推翻法西斯统治？泰勒又认为，希特勒利用宪法夺取政权，明显地得到绝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德国人既然让希特勒取得政权，他们也是能够推翻法西斯统治的。他们在种种原因影响下未能走上这条道路并不是奇怪的事。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思想深处却担心打退德国法西斯的扩张，俄国人会步德国后尘而统治欧洲大部分土地。因此，如果想到英国和法国遇到的史无前例的困难，在策略上采取这样的方法是正确的（15）。泰勒进一步说，张伯伦和达拉第正如西方许多政治家一样，他们首先考虑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毫不奇怪会受到广大群众的赞赏，那时除了雷纳德新闻外，英国每家报纸都在为慕尼黑协定鼓掌（16）。泰勒也情不自禁地说：这是“多么卓越的英国成功的政策”，“在不列颠生活中它是一次最好最富远见的成功。这样成功说明德、捷两国之间有了正义的平等。这次成功勇敢地废除了凡尔赛和约的苛求和愚蠢”（17）。泰勒在谈到希特勒不负发动战争罪责、西方应该承担大战爆发的责任时，为什么如此高度赞扬英法姑息、纵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这是因为照泰勒的看法，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既满足英法当局的需要，维护了两个国家的利益，并有支持希特勒向东发展的意图，同时也满足了德国法西斯的需要，保证希特勒的利益。它是双方都欢迎的政策，所以绥靖政策并不包含促使大战爆发的任何因素，与大战爆发的责任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与泰勒等人认为英法美在对外政策上要负二战爆发的责任又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