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泰勒为希特勒推御责任的又一论据是德国的对外政策。他认为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和魏玛共和国非常相似。它的基本目的是在维护国家利益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本一致。基于这一认识并结合德国扩张情况，泰勒进一步认为希特勒不过扮演了德国传统政治家寻找德国传统目的的角色。换句话说希特勒只不过是继承了德国法西斯上台前过去政府的外交政策，利用对手的失误完成向外扩张的结果不过是偶然事件（18）。所以，希特勒对1939年前和1939年爆发的战争都不能算是祸首，更不能指责他应负战争的罪责。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十分新颖，也容易蒙蔽视听，使不明白历史原委的人认为谴责德国法西斯不是不公平就是带着政治偏见。
    按照泰勒的说法，希特勒真是继承了魏玛共和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当然“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在于扩大领土，使日耳曼人在德国主权保护下……作为政策的基础”（19），可以说撕毁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限制，是1918年德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和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1930年施莱彻尔政府暗中已着手重整军备，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未从重整军备向着实战发展（20），企图用战争来扩大领土。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后，从1936年开始发动一系列局部战争决不能说与施莱彻尔和过去历届政府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虽然希特勒在战略上使用的闪击战，吸收了登鲁道夫总体战的思想，闪击战却不是总体战的继续。严格说来，闪击战是德国法西斯为征服欧洲统治世界采取的重要战略，是希特勒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中独自的创造。
    尽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希特勒密籍》中提出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设想，贯串了法西斯政权以前过去政府的方针。事实上，1933至1939年英德两国微妙而紧张的关系与过去十五年的情况大相径廷。从许多事实证明德英两国政府从没有走过去的老路。德国没有继承以前靠英国抵制法国的政策，而是利用英国绥靖和绥靖政策的弱点扩大在中欧和东欧的势力，削弱英国在欧洲大陆维持的传统均势，使两国在尖锐矛盾中不得不兵戎相见，希特勒彻底抛弃在《我的奋斗》中将英国作为盟国的计划，也即是说抛弃了德国传统的对英政策。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将美国描写成是“巨大的美洲国家中的巨人，在处女地上蕴藏着丰富的资源”（21）。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兴起，使德国最大限度依靠它的经济力量，作为刺激英国和德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联盟。这一政策确实继续了1981年后魏玛共和国的传统，甚至从1939-1941年12月德国与美国始终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未曾产生直接的严重矛盾。珍珠港事件后希特勒幡然改图，彻底抛弃过去德国对美政策，转而攻击、丑化美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没有什么‘太大’前途，”“一半是犹太化，一半是黑人化”（22）。从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看来，希特勒对待美国的态度和双方外交关系起了极端变化。随着欧洲、太平洋形势的发展，最后双方竟变成了交战国，这是德国历届政府当局从未考虑也没有想象的事。
    在对欧洲国家中，希特勒法西斯只是在外交政策基本上继承了1933年前德国政府反法政策。希特勒一直提醒德国人注意：1871年前三百年间德意志曾经遭受过去法兰西二十九次进攻。1871年后法兰西在德国强大兵力压力下，前后两次几乎被德国灭亡。希特勒把法兰西作为头号敌人除有传统政治经济原因外，他还认为从战略上必须看到法兰西是德意志最危险的敌人，因为法国具有的战略优势，一旦战争爆发，在一个钟头内法国就能利用飞机威胁整个德国大部分土地（23）。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对法国采取的政策却不如此简单。希特勒在1939年9 月发动二次世界大战并未立即进攻西线的法兰西，首先却侵占了波兰。差不多经过六个月时间才从阿登森林地区突入法国疆土。这是因为随着欧洲形势的变化，希特勒不得不改变原订的传统计划。首先肃清德国背面的波兰，保持苏联的中立，取得东线的稳定和安全，才有可能打败和占领法国。因此，在对待法国问题上也不能说希特勒完全继承了德国过去政府的传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在外交上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1920年开始，德国在军事和外交上与苏联合作是冯·泽克特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1922年4 月签订的拉巴洛条约（24）是两国经济合作的证明。为了发挥两国友好关系，打破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苏联开办不少学校训练德国空军驾驶员和坦克手；许多德国官员到苏联学习、使用凡尔赛条约限制的其他武器。1928年希特勒在《希特勒密籍》中指责有人强调与苏联接近时说：“德国甚至到今天，许多人仍有较好主张，富有爱国心的人真挚地相信德国必须与苏联联盟”（25），他明确指出：“与苏联联盟是个最大的灾难”（26），因为那会使德意志最后布尔什维克化。1933年后，希特勒公开要求向东建立“生存空间”，将侵略矛头直接指向苏联。1941年6月22日， 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终于动用大批部队侵入苏联，彻底改变二十年代两国建立的关系，这又怎能说希特勒对苏联政策继续了德国以前政府的传统？
    此外，泰勒把1936-1939年欧洲发生的历史事件说成是偶然事件。他认为“历史主要事件的发生在事前不可预测也不可能从道义基础进行评价。”他用公路上出现的车祸作比喻，二次大战的爆发不是来自希特勒个人狂妄的野心，而是由于有不好的车子和道路，发生车祸的原因并非开车人的罪过。希特勒未曾打算发动世界战争，战争发生的原因大体是错误（车子）和机会（道路）造成的，要想确立战争罪犯必须证明“人能控制历史”。可是，不管泰勒怎样狡辩，历史事实是否认不了的，三十年代欧洲出现一系列侵略事件说明希特勒决不是被事件拖着走的狂人。按照1933-1939年危机事件本身证明和反应，希特勒才是唯一的危机肇事人。在这些危机中，当然也包括英法政府执行政策的失误（车子）以及出现有利希特勒扩大侵略的机会（道路）。正是利用了这样的车子和道路，希特勒独往独来，终于导致大战爆发，将整个世界先后拖入战火纷飞的深渊。这场战争的发生决不能说是“德国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被人决定的”（27），希特勒不是罪魁祸首。1933-1939年在军事外交上掀起震撼欧洲和世界的一系列危机，是在有计划、有蓝图、秉着希特勒的意志进行的，也是德国法西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英法怎样让步，希特勒一再表示不会向外扩张，事态发展仍然一幕接着一幕地出现。这正是三十年代欧洲历史发展的结果，决不象泰勒所说的那样竟是偶然出现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