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行为体（特指主权国家）的同时并存，只要不存在具有更高权威的一方把自己的行为规范强加于对方，行为体双方就能维持一种相对的战略平衡。冷战时期美苏关系大部分时间维持着这一战略平衡。但美苏双方都想打破平衡，使自身战略利益最大化。这是一种特殊的安全困境模式，它体现两国对外战略的两难选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赫兹（John H.Herz）认为，由于美苏对核威慑的相互恐惧而产生的不安全感迫使“（双方）竞相增强自己的强权以取得更大的安全”，②20世纪60年代的两次重大危机，“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使代表东西方两大集团利益的美国和苏联处在一种相似“旋转滑梯”（roller coaster）式的关系模式中。③
        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约翰·肯尼迪以微弱多数击败时任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肯尼迪政治上十分精明，入主白宫后，没有立即改变共和党前任总统对共产主义和冷战问题的立场，④但作为在冷战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总统，肯尼迪充分意识到，为了在东西方关系中采取主动，美国对外政策需要作出相应调整，强调达到战略目标的途径与手段方面要同前任有所区别。肯尼迪政府一方面十分重视战略武器的发展，以消除美苏之间可能存在的“导弹差距”（Missile Gap）⑤另一方面表示要放弃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两极观念，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对来自苏联的战略攻势采取“灵活反应” （Flexible Response）战略。为核威慑时代美苏对抗与对话关系奠定战略基础。冷战时期美苏核战略对抗的困境始终存在，但双方又都在寻求避免核战争的途径。双方缺少的是对共同努力避免战争的相互理解。随着东西方阵营内部矛盾的加深、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以及美苏之间日益发展的科技文化交流，促使核对抗时代美苏关系从困境逐渐走向缓和。
        一、核对抗困境中的美苏对话
        20世纪60年代是美苏战略核对抗处于两难的困境时期，美苏两国均拥有大量毁灭性武器，核对抗直接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尤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实施的“大规模核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遭到美国国内多数人包括新任总统肯尼迪的反对，人们普遍质疑这一战略的“可信性”（credibility）。⑥
        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表示要“不惜一切努力，确保（人类）生存与自由愿望的实现。⑦作为试探，赫鲁晓夫以私人名义电贺他当选总统，并借机提出愿意同美国“重新开始和平共处”。⑧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是笃信“个人意志将会影响世界进程”的巨人，维也纳首脑会晤为他们提供了施展个人魅力的平台，但由于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长期处于对峙的冷战环境，使得对话成为两位巨人之间唇枪舌剑、激烈交锋的场所，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是：防止核扩散问题、柏林问题。
        在军控和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美苏双方都意识到核武器这个所谓的“万灵药方”是不能为未来提供所需要的战略基础的，但在没有找到一个具有生命力和有希望的战略付诸实施之前，这笔为了维持核姿态而花费巨大、非生产性的开支将无法取消。赫鲁晓夫提出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的备忘录，要求对核试验实行严格的国际监督，监督机构应由中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三方代表组成，不能由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主持，坚持禁止核试验应与全面裁军相联系。遭到美国的反对，肯尼迪拒绝把核试验与全面彻底裁军相联系，认为，美苏应先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以防止出现更多的核国家。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维也纳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相反，美苏两国竞相恢复核试验。1961年8月23日，苏联进行一次当量达5000万吨的核试验（赫鲁晓夫称有1亿吨），⑨是美国最大当量氢弹实验的5倍。白宫立即谴责苏联在进行核讹诈，危害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健康，两周后，肯尼迪宣布恢复核试验，使美苏在裁军和禁止核试验问题上陷入困境。⑩
        核危机伴随德国问题的出现，而德国问题又以柏林问题为突出。关于柏林前途问题，美苏两大集团从1958年开始进行长达四年多的政治较量，这个长时间、时断时续的尖锐危机与美苏两国对于“核危险这一政治的理解与误解的方式密切相关”。（11）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美国一直视苏联是西德的最大威胁者。肯尼迪强调：柏林“前哨不是一个孤立问题。这一威胁是世界性的”。（12）苏联在柏林问题上态度异常强硬，维也纳会谈中，赫鲁晓夫要求美国在6个月内答复缔结对德和约，以法律形式确立“欧洲战后形成的局面”，让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赫鲁晓夫想单独对德签订和约，迫使美英法三国军队离开西柏林。（13）美国视西柏林为北约安全之关键利益，宣布采取新的防御措施，并且重申“即使面对武力威胁，美国也要保卫其在西柏林的权力和义务”。柏林问题的激烈对抗使美苏核竞赛愈演愈烈，双方都在大气层和地下进行一系列核试验。（14）但维也纳会谈毕竟使美苏双方能坐到一起讨论问题，承认在许多问题上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它对于处于核对抗困境中的美苏关系缓和是“有益的”、“值得的”。
        二、处于对抗困境中的美国与苏联
        柏林危机的出现是冷战环境下美苏战略对抗的产物，也是东西方实力较量的体现。维也纳会谈后，苏联就德国和柏林问题向西方施加压力。赫鲁晓夫重申“必须在今年”解决问题，否则苏联将单独与民主德国缔结和约并解决柏林问题，他警告西方不要以武力威胁，否则将会导致核对抗升级。1960年苏联宣布停止裁减武装部队计划，并增加31亿卢布的国防预算，柏林局势日趋紧张。（15）多年来，西方利用东西柏林间开放的边界对东德实行“放血”政策，包括吸引大批东德居民西逃和西德人进入东柏林抢购东德低价商品，使东德经济上遭受损失。仅1961年7月西逃人数就达3万人。（16）为了采取措施阻止事态发展，华沙条约成员国单独签订对德和约，民主德国部队封锁西柏林四周的全部边界，并沿边界拉起170公里的铁丝网，筑起高3.6米的“柏林墙”。8月13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声明支持这一措施，宣布这是华约国家“建议”民主德国政府采取的，以向对方显示意志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