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促使美苏走出对抗困境的外部因素
        20世纪60年代，美苏双方都采取拉拢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试图通过援助来扩大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加入到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来。尤其是美国，时刻不忘共产主义在信念和制度上对其的挑战，古巴导弹危机更加给美国一种后院起火的危机感。1961年美国《对外援助法》出台后，肯尼迪政府通过出售、借贷和赠送等方式，向缺乏粮食的国家出售农产品。同时宣传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43）美国每年对第三世界的粮食援助达15亿美元，既帮助美国农民摆脱粮食过剩，又使印度、埃及、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克服粮食危机。（44）苏联也不断向第三世界渗透，每年平均向这些国家提供6. 83亿美元经济援助，3.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45）与美国争夺重要战略范围。美苏核对抗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除了西欧、日本因素外，第三世界力量的聚合使核对抗时代的国际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不结盟运动的兴起虽然削弱美苏核对抗在亚非地区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影响，但又给苏联在这些地区建立经济、政治、军事关系网提供机会。（46）
        战后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非殖民化”运动得到了联合国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几乎原来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获得政治上的独立。（47）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约占世界领土63.50%，人口占四分之三以上。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召开，推动了不结盟运动的兴起。1956年7月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拥护和平共处原则，坚持民族独立和反对参加对立的军事集团，主张在各国之间开展经济、文化合作并建立平等友好关系。在三国的倡导下，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上提出不结盟运动宗旨：不参加可能导致卷入大国冲突的军事同盟，不允许在本国建立军事基地等。使不结盟运动成为独立于超级大国对抗之外的“第三种势力”。（48）此次会议初步涉及反对“旧秩序”问题，要求废除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变换和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里采取联合行动，为发展中国家联合抵制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控制和奴役奠定基础。根据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关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原则，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制约东西方关系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49）
        发展中国家还组成77国集团，向加强各国经济联合，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进程迈开重要步伐。在涉及原料、贸易、能源、货币金融等一系列问题上制约美苏核对抗的深入，既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又促使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但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落后以及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无法同超级大国保持平衡关系。美苏两国在推行扩张战略时，都企图寻求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ideological ally）。一些如印度、埃及等国成功地运用中立和依附的两手策略，在两个集团控制的夹缝地带寻求生存空间。
        除了第三世界国家对美苏的核对抗行为进行牵制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是双方保持缓和与对抗的重要因素。美苏双方都坚信各自所追求的信念能使世界走向统一，都将会给人类带来和平、进步与光明，双方都在竭尽全力地为自己的政治理念确立行为准则，都不得不在首先挑起战争问题上谨慎行事，意识形态制约美苏核对抗双方行为是研究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余论
        美苏两国拥有大量战略武器，是维系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平衡的重要因素。核战争的代价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仅导致双方大量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模糊了士兵与非战斗人员的界限。由于核战争是交战双方都不能单独获胜的战争，一些西方学者把核力量平衡说成是“防止爆发毁灭性战争的有效机制”。（50）这种提法未免夸张，但美苏双方对核战争的毁灭性却有充分认识，艾森豪威尔曾向苏联领导人表示，总有一天美苏双方“会聚集到谈判桌上”。“人类必须遵循这一规则，否则将会灭亡”。（51）说明“结束核对抗时代”对双方都是生死攸关的。冷战期间，地缘政治竞争和核竞赛持续近半个世纪，美苏双方在每一次重大对抗中，让局势发展到直接引发战争，或使用核武器的地步。这也是双方政治家们对核战争给两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代价和成本的认知。
        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武器攻击能力虽逊色于美国，但苏联利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之机，加快发展战略核武器，到1969年底苏联战略核弹头已超过美国。其实，对拥有毁灭人类数次的美苏双方来说，“决定性的核力量现实就是共同承担巨大灾难的风险，与这种灾难相比，核力量对比上的优势和劣势最终关系不大。（52）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在一场双方势将同归于尽的核战争中，追求战略力量上的优势，无异追求海市蜃楼”。”有关核武器与“持久和平”、冷战与热战等关系问题，一直在引起学术界的争论，美国学者甚至把核武器对峙下的冷战说成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没有世界战争的‘和平时期’”。（54）这种观点可以被理解成，核威慑是美苏保持对抗与对话关系杠杆。
        核对抗时期的美苏关系是战后国际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两大阵营内部的分歧与对立、意识形态的差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制约了美苏之间的对抗与对话关系的发展，最终使美苏双方走出核对抗的困境，两极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这种多元制约因素对研究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防范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可能引发的地区冲突、尤其是核战争危机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