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氏的论述，继承了传统思想中关于礼制和国家制度的论述，如《易·系辞下》讲庖犧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始作八卦的论述；《荀子·礼论》中关于礼的起源的论述。但《易传》主要讲庖犧、黄帝、神农等圣人发明制作、以教民用，《礼论》主要讲礼的产生是为了防止人相争而物穷。而章氏的论述更加深邃，达到更高境界，是讲作为理论核心和社会生活法则的“道”，如何从原始混沌、草昧初开时代，逐步演进，由低级阶段达到高级阶段，讲到刑政礼乐制度的产生，负责管理和统治国家人物的出现，以至行政区划、井田、学校的出现，中心论点是强调这一切都是由于“事理自然，渐形渐著”，“不得不然”，逐步演进的。所以侯外庐评价说：他好像洞察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国家的演变[3]（P507）。
    第二个命题，应当区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客观法则的“道”本身，和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包括六经中记载的具体道理和“圣人制作”）。“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古代典章制度和治国方案则是“道”的表现形式（“道之故”）。
    既然从总结人类社会演进可以明确“道”是“事理自然，渐形渐著”，那么就应进一步探索“道”与各种治国制度、“圣人制作”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对此，章学诚作出明确回答：“道”是万事万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观法则，万事万物、“圣人制作”都是在“理”和“势”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道”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表现和形式。道好比是不停前进的车轮，六经、“圣人制作”等则是车轮留下来的辙印。总之，应当清楚地将推动形成万事万物法则的“道”本身，与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包括六经中记载的具体道理和“圣人制作”）二者区分开来。故言：“《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就是强调社会历史演进和国家制度产生背后的法则性是客观的（“天”和“理”），其表现则是人事活动和各种具体的事物、制度（“人”和“气”）。故此，凡有具体的事物，凡是起了具体名称的，都是“道”的生成物（“道之故”），而不是“道”本身。“道”是推动万事万物形成的客观法则，而不是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它的具体形式。至此，章氏乃以酣畅的气势论述历代制度的创设，是由于事物的不得不然：
    人之初生，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塿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前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
    以如此透彻的语言论述由于草昧初开，到各种国家制度的建立，都是有了需要以后促成创造，有了郁积因而需要宣泄，有了弊病而后需要革除；伏羲、神农、黄帝、炎帝、颛顼这些古帝先王所有的制作发明，其动因莫不如此；这好比小泉汇成江河，小土丘积成高山，是道理和事势决定的必然趋势，并不是后代帝王的个人才能一定超过前代帝王--论述对于历史哲学具有根本性原理意义的这样一篇道理，章学诚无疑是第一人！
    章学诚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制作，犹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的一段一段的辄印。由此就应当理解：后圣效法前圣，并不是效法前圣的具体做法，而是效法前圣依据客观的理、势所推动，把制度创制得更加完善的道理。可是，千百年来儒生对经书极度崇奉，把圣人神化，认为圣人和儒家经典是“道”的化身，圣人--六经--“道”三位一体，成为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观念。章学诚却振聋发聩，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他论证“道”与圣人不能等同，所论极为有力：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1]（《内篇·原道上》）。
    “道”是客观法则，圣人是体认客观法则所显示出来的客观趋势，认识到客观的需要。“道”是客观进程的演进，仿佛是无意志、无知觉的，圣人是对理与势的需要有所认识而创设。言“圣人体道”符合实际，言“圣人与道同体”则大错特错，表面上只是字句稍有不同，实质上是非正相反。圣人不是“道”的化身，圣人只是对当时理势的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历代儒者却因为错误地把圣人以及六经当作“道”的化身，所以忘记了认识新事物、总结理势新变化及创设新制度的责任，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个根本性的是非不可不辨！章氏对“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这一重要命题的论证，是针对千百年来流行的谬见的有力辩驳，表明了对认识新的理势、担当起把“道”向前推进的历史责任的一种初步觉醒。因此，两种提法是保守锢蔽与革新进取两种精神状态的对立，是保持中世纪的蒙昧迷信意识与追求理性觉醒的近代意识的对立，是唯心与唯物两种思想路线的对立。这一见解在当时讲出来，确是惊人之论，以至大梁本的整理者心有顾忌而把这一重要命题在《原道》篇中删去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