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还提出“圣人学于众人”的新观点：“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因为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成其为“圣人”。这一观点在视圣人所言为万古不变的教条，视众庶为愚昧无知的时代，更不愧为石破天惊的伟论。
    第三个命题：“道”与事功密切相连，六经不能穷尽“道”，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立言之士的责任是总结出新的“道”。
    对此，章氏分三层进行论证。第一层是：孔子未尝离开三代之政教，而以空言存其私说。欲学孔子而离开事功，是不知孔子。“夫子尽周公之道而明其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然既列于有司，则肆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他尖锐地批评世儒欲学孔子而摒弃事功，抱着经书而不作为，这恰恰违背了孔子的学说。第二层是：六经是明道之器，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三代以前，典章制度、人伦日用和六经中治国之“道”，是统一的，治教合一、官师合一；后代儒者却视六经为圣人专门言“道”之书，把“道”与社会生活相割裂，将“道”与“器”相割裂，这是完全错误的。故言：“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②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1]（《内篇·原道中》）第三层是：事物不断发展，“道”也要发展，当代学者应担负“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的时代责任，对后世事变予以总结，以推进对社会生活演进法则性之认识。这是《原道下》篇的核心观点，也是章学诚在哲学探讨上远远高于同时代学者之处！章氏强调当时考证学者以训诂章句专攻一经为学问的极致，实则只得一隅，未能认识古人学问的全体：“但既竭其耳目心思之智力，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集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他又认为，孔子所言“予欲无言”，孟子所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恰恰证明古代圣贤是由于总结出客观社会生活的规则性而后不得不发之为言，那么，当今学者也应当具有高度的使命感，担负阐明穷变通久，总结六经之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推进和究明大道的时代责任：
    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1]（《内篇二·原道下》）。
    因此，当今对待六经、对待学术的正确态度是，抛弃六经是孔子因其“天纵之圣”，从头脑中演绎出来的旧观念，抛弃“道”是固定不变、六经已经穷尽的旧观念，改变以为凭训诂章句即能获得古人学术真谛的错误态度，树立“道”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因事物发展“道”也向前发展的正确态度，明确学者的责任是针对现实社会中“有所需”、“有所郁”、“有所弊”的问题，着力探究、总结出哲理性的认识，勇于创造，开出发新的“道”，回答时代的要求。
    上述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确为可贵的理论创造，论述深刻、精辟、系统，处处发人深省。但在当时，却备受责难，谓其题目袭用前人，内容无甚新意，直至今日，这种看法也影响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故不可不辩。究其实质，当时人对《原道》篇所言“题目太熟”、“蹈宋明语录习气”云云，不过是未认真阅读，或是头脑受到思维定势的限制、无法理解其真谛的托词而已。前人之作，与章学诚撰写的《原道》，篇名相同，旨趣却殊异，论证的问题各不相同。《淮南子·原道训》讲清静、无为、寡欲，一切听其自然。《文心雕龙·原道》讲文章要以儒家的“道”来作指导，要体现“道”。韩愈撰《原道》篇，是要捍卫儒家自尧、舜至孔、孟的道，来抵制佛、老，其文是宣扬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重要性。而章学诚的《原道》三篇围绕三个重要命题，深刻地论证作为哲学根本和理论核心的“道”，作为人类社会演进法则的“道”，是怎样产生？如何演变？“道”与学术应是什么关系？历代儒者把六经与“道”等同起来，当时许多考证学者以琐屑考证、擘绩补苴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典，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究竟能不能成立？是应当维护，还是应该革除？立言之士应不应该担负起时代责任，根据时势的新变化，总结和推进大道？--毫无疑义，章学诚所从事的是具有极高价值的真理性探索，他继承发扬了中国思想史的优良成果并摒弃了种种错误的羁绊，因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结出了宝贵的硕果，为“道”的探索开辟了新境界。章学诚对《原道》三篇的撰写极其重视并持有充分的自信，在《与陈鉴亭论学》中，他明言并不因“同志诸君”不理解其著述旨意而感到丝毫气馁，他相信自己坚持的方向的正确，强调此篇的撰著实为针对以名物训诂为尽治学的能事，或人为地划分畛域的错误倾向；并且掷地有声地讲出，此篇的价值，“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信中云：“前在湖北见史余村，言及先后所著文字，则怪《原道》诸篇与《通义》他篇不类，其意亦谓宋人习气，不见鲜新，及儿子回家，则云同志诸君皆似不以为可；乃知都门知己俱有此论，足下谕编卷末，尚为姑恕之辞耳。道无不该，治方术者各以所见为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鄙著宗旨，则与三家又殊。……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诸君似见题袭前人，遂觉文如常习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