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学诚“道”的探索的时代意义
    从对上述《原道》篇提出的三个重要命题的分析可以证明：章学诚对“道”的探索，达到了当时历史哲学探求的最高境界，章学诚不仅是出色的史学评论家，而且是传统社会后期杰出的思想家，他当之无愧应当占有这样的历史地位。章学诚在其时代尽管受到冷落，但时代环境和学术风尚又刺激和造就了他。他经过苦苦探求，而总结出：“道”是人类社会客观演进之趋势、法则；应当从对“六经”、“圣人”顶礼膜拜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正确认识和把握“道”的客观性、实践性、发展性；“立言之士”应当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开发出推动社会和学术前进的新的“道”。--这些都堪称具有时代光彩的科学发现。哲学是普照的光。章学诚因为在哲学上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因而眼光极其犀利，在所著《文史通义》许多篇章中，对于学术风尚、提高学者自身修养、推进史学发展等重要问题，都提出了一系列卓识。尤其应注意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价值，正是在“儒家经典是如何生成的”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向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世代儒生将儒家经典神圣化，根深蒂固地认为“六经”是孔子“天纵之圣”头脑中固有的，具有万古不变的纲纪天下的作用，成为不可移易的定理。章学诚则明确提出，“六经”是古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智慧的记载，“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儒家经典虽然地位很高，但不是古代圣贤周公、孔子有意专门写出一部包含极其高深的“道”的书，古人没有离开具体活动、闭门写书的事情。六经中的“道”和“理”，都是与古代社会生活、人伦日用密相联系的，六经乃先王治理国家的历史记载，所以，“六经皆史也”，六经是历史的产物。章学诚将“六经皆史”作为《文史通义》全书开篇首先提出的命题，意义是很深刻的。以往研究者曾论述“六经皆史”的论点是扩大了史学的范围，提高了史学的地位，将儒家经典也作为史料看待，还有的论述章氏的论点有抹去儒家经典神圣光环的意义，将经书降至与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些看法无疑都有道理，对于理解章氏观点有积极的意义。但若仅只限于这种认识则显然是很不够的。“六经皆史”这一理论创造的深刻意义在于，首次提出和辨析古代经典不是圣人头脑演绎、构建出来的，而是古代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一哲学根本性范畴的命题。因此，“六经皆史”说成为章学诚历史哲学探索的理论基石之一。而且，“六经皆史”说影响极为深远，最明显的证据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儒家经典居于独尊地位，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指导地位的“经学时代”已告终结，从20世纪初年开始，学术界明显地开启了将研究经学置于历史的考察范围之内，经典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同样接受客观的历史评判的“以史研经”的时代，章学诚在乾嘉末年提出并论证“六经皆史”，即为这种学术新时代的到来开倡了先声。诚如梁启超所言：“实为乾嘉以后思想解放之源泉”，“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学之杰而已”[4]（P50）。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5]（P121）无论从乾嘉时期的学术格局，还是从整部中古时代认识史看，哲学领域所获得的成就都应当更受重视。自东汉以降，古文经学派一直在思想学术领域居于统治地位。其长处，是重视史实，讲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不讲或少讲灾异迷信，讲究文字、制度、名物训诂等。而这一学派又以重“述而不作”为信条，酷爱注释经典，一代一代不知疲倦地作注解疏证。这样，历代不少学者中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一种价值标准，喜爱重史实、重考证之学，而对义理发挥、哲学探索关注不够。至清乾嘉时期，更是经史考证之学独霸天下的局面。考证学有无征不信、史料搜集详备、方法严密、具有科学性等优点，但理论探讨非其所长，尤其是在清统治者屡兴文字狱的压力下，学者们更视关心现实、敢于在理论上创立新说为畏途。诸如探讨人类社会的起源、国家治理的规律性、破除对经典的盲从意识、探求对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新的法则等，更不是考证学家们所能想象的。正因如此，章学诚哲学探索的价值更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以往有过的以单纯考证尺度为衡量标准，而随意贬低章学诚学术的做法，是极不恰当的。
    章学诚“道”的探索的时代价值，还可联系到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戴震的有关论述来进行评价。戴震既擅长考证学，他又著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尖锐地批评宋明理学家的性理空谈，严斥“存天理，灭人欲”的有害说教。由此出发，他主张回归儒家经典上对“道”的理解。诚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的分析，章实斋论“道”，与戴东原的见解所同之处是，二人都主张“道”不能离开人伦日用；不同之处则为，戴东原认为“道在六经”，而章实斋认为六经合乎道而并非等同于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故其论云：
    实斋谓道不外人伦日用，此在东原《绪言》、《疏证》两书中，主之甚力，即《原善》亦本此旨，惟发之未畅耳。实斋所谓“道之自然”与“不得不然”者，亦即《原善》“自然”与“必然”之辨。故主求道于人伦日用，乃两氏之所同。惟东原谓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必然乃自然之极致，而尽此必然者为圣人，圣人之遗言存于经，故六经乃道之所寄。实斋则谓圣人之不得不然乃所以合乎道，而非可即为道。自然变，则圣人之不得不然者亦将随而变，故时会不同，则所以为圣人者亦不同。故曰圣人学于众人，又曰“六经皆史”，则六经固不足以尽夫道也[6]（P423）。
    叶瑛则将章氏提出的深刻命题与顾炎武、戴震的观点联系起来分析。他在《文史通义校注》书中强调《原道》上中下三篇是《文史通义》全书总纲，指出：
    盖清儒自顾亭林以来，以为道在六经，通经即所以明道。实斋则谓道在事物，初不出乎人伦日用之间。学者明道，应即事物而求其所以然，六经固不足以尽之。《文史通义》本为救当时经学之流弊而作，此三篇实为全书总汇[7]（P124）。
    叶瑛又谓：“清儒以为由训诂章句以通经，即经以求道，此自顾炎武以至戴震皆然。章学诚以道在穷变通久，非六经所能尽。”[7]（P143）此外，他又对《原道上》“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一句加了精彩的评论：“此语甚吃紧。实斋论学之旨，与戴东原迥异，而论道之意，则有采东原而略变者。”[7]（P127）钱穆、叶瑛二位先生于《文史通义》，真可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他们关于章氏“道”的探索之精义所在的评价，也堪称现代学术史上的精到见解，值得我们仔细玩味。
    ［收稿日期］2011－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