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西外交政策以配合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正如巴西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国家进入了发展时期，“在发展时期，我们力图实行经济外交，吸引外国资本和寻求有利的贸易”⑤。其具体表现为同美国的自动联盟关系由松散到最后放弃；同时逐渐重视发展同非洲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关系，实行外交多样化。
        第一，巴西对战后美国推行的战冷政策持“冷淡”态度。瓦加斯政府拒绝美国多次要巴西派兵参加侵朝战争的请求，而把实行工业化视为国家的主要任务。1951年，瓦加斯总统执政伊始即强调指出，美国若同巴西进行国际合作，应援助巴西的经济发展计划。巴西政府不顾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反对，在国内保卫民族资源的运动的推动下，宣布成立了巴西石油公司，对石油的勘探、开采和提炼实行国家垄断。
        第二，库比契克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提出要加强同其它拉美国家发展关系。库比契克认识到：“实现强国的目标，不取决于在超级大国面前宣布一项浪漫的决定：而取决于在拉丁美洲缓慢而有耐心地建立我们的地位。”⑥因此，巴西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强调，要在政治和贸易方面与邻国接近，以促进巴西的发展和提高巴西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1956年，库比契克又指出：“我们，美洲国家需要向一个方向行动，因为我们有类似的命运。”⑦两年后，他即正式提出建立“泛美行动”，目的在于“动员全大陆进行拯救经济的运动”⑧。“泛美行动”的提出，既说明巴西意识到拉美国家分散的斗争效果不大，面对工业强国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同时也意味着，巴西已开始改变把它同美国关系置于绝对优先地位的政策，而将处理泛美事务作为头等任务。
        第三，六十年代初夸德罗斯政府和古拉特政府时期，巴西的外交政策从强调同拉美国家协调步伐，发展到加强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双边关系。夸德罗斯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显示伟大的独立外交”⑨。为实现这一目标，巴西政府认为它必须尽可能远离美国的政策；巴西要取得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开展对外贸易（不仅要保持传统的国外市场，而且还要开辟新的市场）。因此，它派遣贸易使团访问了中国，并同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夸德罗斯政府从地理与历史的角度看到了它同非洲发展关系的有利条件，试图在非洲新独立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起联系人的作用。因而它不失时机地承认非洲新独立国家，交换外交使节，派遣贸易使团，向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建立亚非研究机构，并遣责葡萄牙在非洲所实行的殖民主义政策。
        古拉特执政后继承其前任的政策，以“独立的外交政策应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愿望”为信条。在此基础上，它跨越不同政治、军事集团的界限同古巴保持友好关系，欢迎中国在巴西设立贸易和新闻代表机构，同大部分欧洲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且派遣代表团访问了诸如阿尔及利亚、斯里兰卡（当时称锡兰）等一些国家。
        第四，1964年4月巴西军人夺权，军政府执政的初期， 在对外政策上发生了逆转。它断绝同古巴的外交关系，迫害中国驻巴西贸易和新闻工作人员，驱逐安哥拉、莫桑比克等非洲民族解放组织驻巴西的代表。同时，采取承认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地位，赞同美国侵略越南，派兵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内政，加强与美国自动结盟的政策。尽管如此，巴西仍在某些问题上坚持了外交独立性。例如，1969年4月28日，科斯塔-席尔瓦总统签署法令将巴西的领海范围由六海里扩大到十二海里；1970年5月11日，梅迪西总统又宣布巴西领海范围为二百海里。再如，1967年巴西参加签订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1968年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签署旨在保持美苏核垄断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随着世界南北问题的尖锐化和巴西本国力量的增强，到六十年代末，巴西外交政策的决策人物即在不同场合申明：“现在已经不可谈论和实行自动结盟的问题”，“重要的是更多地实行我们的独立”⑩。
        在这段时期里，巴西确立了“在维护我们属于西方世界成员的同时，对于同本大陆其余国家的关系将予以特别加强”的外交方针（11）。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巴西积极参加了地区一体化活动，加强了同非洲国家的外交。1972年，以外交部长吉布森·巴尔博扎为首的庞大代表团出访非洲九国，是巴西发动其非洲外交攻势的开始。
        第五，盖泽尔总统1974年执政伊始即提出，巴西的外交政策应当是“建设性的、实用的、负责的和普遍的”（12），通称为负责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不仅在盖泽尔总统执政期间得到贯彻，而且由继任的菲格雷多总统加以发展，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强调“普遍主义、国家利益和尊重西方文明价值”。这一时期巴西外交活动的主要特点是：（一）废除与美国自动结盟的传统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外交独立性。巴西置美国的强烈反对于不顾，在1975年同西德签订了核协定；顶住美国政府的压力，断然废除了1952年同美国签订的军事协定。同时，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拒绝响应美国提出的某些抵制苏联的行动。（二）实行“欧洲选择”，即在放弃与美国自动结盟的同时，加强同西欧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盖泽尔总统除了出访上述地区以外，还任命“巴西经济奇迹”设计师、著名经济学家罗贝托·坡波斯和德尔芬·内托分别为巴西驻英国和法国大使，以加强同英、法的经济关系。（三）打破“意识形态边疆”界限，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安哥拉人运政府，加强同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经济联系。（四）认为“同这边的邻国和同大洋那边的邻国”发展关系是巴西外交政策特别重要使命。所谓“这边的邻国”即指拉美国家。在这段时期内，巴西通过双边和多边活动解决了一些同邻国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发起或参与了一些地区性一体化活动，同时一再声明反对任何外来势力干涉拉美国家的内部事务。所谓“那边的邻国”即指非洲国家。在这段时期内，巴西以它特别适合非洲国家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积极打入了非洲市场。（五）在中东问题上，确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重建家园的明确立场，从而密切了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总之，战后以来，巴西外交政策的转变与对外关系的扩大，是由国内外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个主要任务是关键性的因素，自三十年代起，巴西即开始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1939年至今，巴西制订了十一个政府发展计划（13），其中有九个是在战后制订的。有些计划规模宏大，不仅在巴西，而且在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库比契克政府（1959-1961）制订的发展纲要，包括由三十一个项目组成的指标体系，涉及钢铁、汽车、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建设，同时决定建成新首都巴西利亚。这种新形势自然给外交工作提出了新任务。因此，以寻求国外资金和技术、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为中心目标的经济外交，便成为战后以来巴西国内政策的一个自然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