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伴随着对外关系的不断扩大而进行的。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和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要‘寻求国外市场’。”（14）巴西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自然也不断追求扩大国外市场。在1969年2月举行的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上， 巴西外交部长马加良斯·平托指出：“我们相信贸易比单纯的和简单的援助更重要，……我们要增加同美国的贸易。”（15）可以说，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以及资本和技术引进是战后巴西外交政策所追求的三个主要目标。这就必然不断增加巴西同其它国家的联系：一方面横向发展，增加联系的对象国；另一方面纵向发展，以经济为中心，扩及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1974年以来，巴西所实行的对外贸易多样化政策，即进出口商品和市场的多样化，以及国外资金来源和引进技术的多样化，进一步扩大了巴西的对外关系。战后以来，巴西即以美国为主要贸易对象国，1964年前后巴西进、出口贸易额的50％左右都是同美国做成的交易。巴西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出如此严重依赖一国的危险性，建议政府采取市场多样化政策。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促进了多样化政策的实施。同样，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增加国家的应变能力”，巴西除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并同国际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外，近年来已开始引进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资金。目前，在巴西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已达五十余个；巴西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投资的势头也正在发展之中。
        此外，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巴西日益积极参与本地区和全球的国际事务。巴西第三个全国发展计划（1980-1985）即规定了“在国际关系方面，政府将积极活动，以巩固和加深国家独立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方针（16）。
        三
        1985年1月15日，巴西杰出的政治家、民主联盟候选人坦克雷多·内维斯当选为巴西总统，从而使这个国家结束了将近二十一年的军人统治。4月21日，坦克雷多·内维其病逝后，副总统若泽·萨尔内继任巴西总统，同时表示坚持奉行内维斯制定的内外政策。那么，巴西对外政策的发展趋势将会怎样？
        内维斯早在竞选过程中就公开表示：“根本上说，我没有发现改变巴西外交政策的理由”（17）。1984年11月29日，内维斯在巴西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他将推行的外交政策。其要点是：（一）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协调。内维斯说，外交部的工作“要特别转向经济方面，通过在金融和外贸方面的活动，而又无损于政治目标和文化价值”。（二）巴西属于第三世界，在东西方冲突中，对于两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巴西都没有必要自我约束。（三）关于巴西同美国的关系，内维斯认为目前尚有许多分歧需要解决，诸如由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引起的巴西商品的美国市场问题，以及美国高利率政策使巴西外债严重化等问题。他认为，从拉美国家的立场来看，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此后，他在访美期间又补充说，巴西是美国在本半球最好的伙伴，巴美之间无政治分歧。（四）主张拉美国家实行最大限度的一体化。内维斯说：“我们必须使南美大陆在它的利益方面和政治秩序、文化以及经济方面成为一个完全和谐的国家”。他声明，政府将把外交政策的重点“首先放在拉丁美洲”。关于古巴问题，他认为，从政治上说没有人反对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但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因而不能不慎重地考虑。关于中美洲问题，他表示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18）。
        内维斯上述有关对外政策的言论，基本上为巴西本届政府勾画出一个对外政策的轮廓。笔者认为，这个轮廓并未超出军人政府外交政策的格局。这一格局体现了巴西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双重地位，即在政治和文化传统方面，它属于西方世界；在经济发展程度方面，它属于第三世界。可以说，这种双重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巴西今后外交政策的走向。
        第一，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以及当前在资金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必然使巴西同西方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移民的关系，欧洲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至今还对巴西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历史上，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曾培育了巴西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此后的巴西独立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英国对巴西的影响除表现在经济方面外，它的君主立宪体制也是当时巴西帝国效法的榜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巴西军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德国的强烈影响。进入本世纪以来，巴西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思想以及生活方式各方面无不仿效美国。因此有人说，巴西“在文明进程中、在文化以及在倾向和结果方面所表现出的真正‘西化’和倾向同‘西方大国集团’的政治合作，是很自然的”（19）。这些历史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巴西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第二，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借贷、出口和技术引进方面同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它们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持有共同的立场。今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和巴西不断扩大国外市场的需要，巴西必然扩大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同拉美和非洲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往来。这就决定它在国际事务中将进一步同上述国家采取一致的立场。目前，虽然巴西本国石油的日产量已达五十万桶，而且以酒精替代汽油的措施正在产生明显成效，但短期内它还改变不了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因此，同中东国家搞好关系也必将是巴西今后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第三，巴西政权的更迭，由军政府过渡到文人执政，并不会改变巴西的现实地位。这次军人交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经济恶化的强大压力。而新政府要扭转经济形势，就不能不同西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搞好关系，实行多方位的外交政策。
        第四，内维斯是作为以巴西民主运动党为核心的民主联盟候选人当选的。民主联盟是主张实行广泛外交的，现继任总统萨尔内推行的对外政策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巴西军人虽然回到兵营，但军队对政局的影响并未减弱。前总统菲格雷多在1984年三军年末午餐会上说：“我们的武装力量曾保卫着过去，保卫着现在，而且要捍卫我们未来的自由和民主的前途。”（20）
        由此可见，对于军人执政时期所形成的巴西外交政策，以萨尔内为首的现政府是不会予以根本改变的。关于这一点，前任外交部长格雷罗在1984年11月28日联邦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召开的对外政策讨论会上说，他“不相信”新政府执政后，“会改变现行外交政策的方向”，“可能改变的仅仅是风格”。因为在菲格雷多总统执政期间，巴西的外交政策业已成熟。它以具体的、坦白而灵活的对话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而又从不忘记民族利益（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