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国学的研究，与欧美社会又有密切的互动。坦白地说，虽然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提出和提倡所谓纯粹的学术。比如在历史研究的领域，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所倡导的“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史学，曾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近一百年中，被视为历史研究的圭臬而受到追捧。换句话说，如果西方有所谓纯粹、客观的学术，也就大致在这段时间里面。所以E.H.卡尔曾说“19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时代”。⑤但其实这之前与之后，西方学术从大的方面来说，仍然是非常经世致用的，和社会有密切的互动。英文学界里将“经世致用”翻译成 Statecraft，意即治理国家，为政府所用。但其实“经世致用”的中文原意是学术为社会大众服务。我说欧美学术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指的是它与欧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欧美的中国研究，与欧美社会、文化之间，一直有密切的互动。举例来说，最早的汉学传统是从欧洲开始的，当时欧洲强国称霸世界，将西方之外的地区视为冥顽不灵的、行尸走肉的文明，用一个“东方”（Orient）来概括。“汉学”（Sinology）是东方学的一部分，东方学是研究已死的、过往的文明，如印度学、埃及学、巴比伦学等。这一东方学研究的重点是掌握语言和保存文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美国一些传统的历史学系，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一般都进入东亚系。如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人才进入历史系，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历史才与世界历史产生联系。到现在为止，很多欧洲的中国史研究者还基本在“汉学系”，而不在历史系。他们对这一做法也有不少批评，因为影响了他们与同业者的交流。⑥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观念逐渐被打破，很多美国的州立大学中，研究中国史的教授都进入到了历史系，无论研究的时段。
    也是在1960年代，西方的汉学研究开始经历一个重要的转化，从原来注重语言的学习和文献的整理、翻译，转到了将中国文化和历史作为一个“活”的对象考察。这一转变由美国开始，由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K.Fairbank）所倡导，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哈佛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就是将中国研究视为一个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换言之，也就是将中国视为影响整个世界的区域之一。所以这一转变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因为这代表了西方人中国观的一个根本改变。中国文明不再被视为一个停滞不前、亟待拯救的文明，而是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而且还通过其自身的发展变化，对世界历史产生着某种影响。
    因为篇幅所限，我在这里无法细谈这一转变的多重背景。但历史观的变化显然与历史本身的走向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看。在当今西方学术界，1960年代已经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而且颇受重视。因为在这个年代，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情，都对历史研究和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就是二战以后冷战局面的形成，整个世界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其次，这两个阵营，又在1960年代开始进行了持久的交锋，那就是耗时长久的美国侵越战争。这一战争不但加害于越南，也伤害了美国人民。许多美国年轻人被征调入伍，其中也有许多人在战场上失去了生命。由此在美国社会中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战运动。第三，反对越战的年轻人，不但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其中深思熟虑者，还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自由世界的价值系统提出质疑，也即怀疑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第四，这一反思，也让他们注意到了自身社会的弊病，比如美国社会中间存在的种族歧视。也就是说，西方年轻人看到西方近代文明中虽然提倡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但实际上美国社会和法律制度，都助长并肯定了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歧视。这就是一种表里不一，显现出西方近代文明的虚伪。（举一个中国人或许想知道的例子，那就是自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以后，中国人在美国无法成为合法公民，也无法将自己在国内的妻儿带到美国。这一法案到1943年才逐步取消。因此美国人歧视中国人，长达60年之久。而中国人可以在美国正式申请成为公民，要到1965年才为美国国会认可，这也可视为是那时民权运动的成果之一。）因此那时掀起的民权运动，虽然以黑人为主体，但也有不少白人青年人参与其内，甚至为之牺牲了生命。
    就学术层面而言，从汉学到中国区域研究的转变，展现了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及其深化发展。现代化理论的缘起是探讨西欧现代化的成功，但很快研究者便发现，即使在西欧的国家中，其现代化的道路也不是划一的。由此扩展出去看世界，那么世界各地区的现代化道路，也各个不同，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此现代化理论的原意是想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为什么有些区域不能实现现代化。但其以后的发展则正好与之初始愿望相反。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了多元现代化的理论，其基本核心就是主张各个国家都可以有不同的现代化。于是，现代化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终结，自那时起不再为西方学者所青睐。⑦
    但是196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和中国区域研究的发达，则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许多费正清的学生回忆道，费正清在哈佛常常请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来一同探讨中国文明的传统以及在近代的变化，由此而显现出中国区域研究的特点。他们所关心的主要论题是两个，一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在长时期内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革命性的变化，譬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二是中国在近代开始变化以后，又为什么是共产主义者最后在中国取得了政权。前面的一个问题与现代化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而后一个问题则突出了中国研究的现实意义，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使其成为共产世界的重要一员，在冷战的背景下成为了美国的对立面。于是，中国研究就从欧洲汉学的传统中脱离了出来，不再以研究中国的古典文献为重点，也不再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即将流逝、不合时宜的文明，而是开始注重研究中国的近代发展及其对当今世界的潜在影响。费正清本人著作等身，其中最具社会影响的一本是《美国与中国》，在1948年出版以后不断再版。其实费正清在1940年代后期写作该书，已经反映了他希求将中国研究，在二战以后世界局势变化、共产世界与西方“自由世界”相互对立的场景下，加以重新审视。
    于是，中国研究在战后美国的发展，便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而这个现实意义，又与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息息相关。因为对费正清等人来说（这也是他《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关注重点），中国在受到西方冲击以后，最后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公众、包括政客，都无法理解，而作为一个“中国通”，费正清必须做出他的解答。如所周知，国民党与美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国民党政府中的许多人，都受过美国的教育，更加强了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纽带。但在二战之后的短短四年间，国民党就一败涂地，退居台湾，于是美国舆论界就有“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的疑问。如果要对这个质疑作出解答，那就必须注重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换言之，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便成了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