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一“新清史”学派的兴起，与中国学者的工作有何联系呢？其实，虽然中国的清史工作者，一般都不太重视满文史料，甚至也不懂满文，但最早开始运用满文来研究清史的，还是中国学者。当今“新清史”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教授欧立德（Mark C.Elliot）就指出，较早发现满文档案价值的是中国台湾的学者陈捷先和庄吉发。他们在1970年代发现，虽然清官的档案，有满文和汉文两种，但它们之间并不完全相同。换言之，满文档案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副本而存在，而是有它们自身的价值。而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开始整理和使用满文档案来研究清史。比如中国第一档案馆在1981年创刊的期刊《历史档案》，就刊载了满文史料的翻译。其他如《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丛刊，也出版了满文档案的专辑。
    1980年代又是中国开始对外开放的年代。西方的中国研究者藉此机会，能到中国查阅资料、使用档案，无疑有助于他们研究的深入。以致美国的一些清史研究者惊呼：从此以后，如果想做一流的清史研究，掌握满文已经成了一种必需。（20）而通过对满文史料的研究，他们看到了清朝统治者的内心世界：虽然康熙、乾隆等清朝皇帝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尊重，但同时也竭力维护满族的文化传统。当然，“新清史”的提倡者也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清朝统治者最终未能守住满族文化的传统--在清朝统治下，满人的汉化程度的确非常高，以致到了清朝中期以后（乾隆朝后期），能熟练运用满文的满族人，已经不多了。但从清朝的对外政策来看（比如对新疆的征服和对西藏的统治），还是能看出清朝统治者的“帝国”心态和姿态。（21）
    如果说“新清史”学派的兴起，与中国档案的开放和中国学者对满文档案的整理切切相关，那么“新清史”论点的提出，更是直接与中国学者对清朝历史研究的成果有关。显而易见的是，“新清史”强调满族统治者在文化认同上的“双重性”，就是直接针对中国学者（包括美国的华裔学者）的清朝“汉化”理论所提出的。在这方面的论争以罗友枝（Evelyn Rawski）与何炳棣在美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最为有名。罗友枝的文章是她1996年成为美国亚洲年会主席的就职演说，其中总结了“新清史”的一些研究成果，然后提出应该对清朝有一个新的认识，不应把其简单视为一个“中国王朝”。因为她的文章以1967年何炳棣在同一刊物上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为对象，何便在1998年写了一个反驳，认为罗的文章断章取义、无事生非，因为他当时虽然强调清朝的“汉化”，但同时也注意到清代帝国的多种族性。何还强调，不能把清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孤立起来看，而应该把清朝视为许多“征服王朝”中的一个，因为它所采取的政策与其他王朝相比有着共同性和历史延续性。换言之，“汉化”是一个历史趋势，是中国历史的常态。（22）
    何炳棣虽是一个美籍华裔学者，但他的观点似乎也为大多数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所赞同。这也就是说，虽然“新清史”的研究，与中国史学界在许多层面上有密切的互动，但其基本观点，却无法让许多中国学者接受（当然也有一部分中国学者赞同“新清史”的部分或全部论点）。（23）2010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了一场“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欧立德出席并发表了他的观点。但与会的中国学者大都表示歧义，不支持“新清史”对清代历史的解释。（24）
    为什么同样研究中国历史，中国学者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之间既能产生共识、又时有歧见呢？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了本文探讨的核心。美国中国学家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不但是美国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同时也因为所处理的对象及运用资料的缘故，又与中国学界不时产生交接和交流。而两者相较，还是前者为主要。欧立德在解释“新清史”的兴起时说：“这些近年来我们（美国学者--引者注）共同所注意的题材。而如‘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geobodies）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与新清史的关怀相关。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ethnicity）与‘异己’（alterity）的新概念，将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这个理论倾向，让新清史对中国这个‘国家’而言，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从中开启了‘什么是“中国”’、‘成为“中国人”是什么意思？’等问题”。（25）换言之，美国学者推动“新清史”的研究，与当前西方史学界寻求突破和解构民族-国家史学这一近代史学传统的努力密切相关，而这一努力，又是他们希求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史学研究模式（包括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简单：如果坚持以民族-国家的兴衰作为观察历史变动的视角，那么就无法真正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因为民族-国家最初就是在西方兴起的，其发展模式和运作结构，都影响甚至制约了非西方地区民族-国家建立和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彭慕兰对清代江南经济的考察，与“新清史”提倡者的政治层面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希望超越民族-国家史学的视野，将中国历史的变迁从全球的、世界的角度来衡量和评价。彭慕兰将江南与英国相比和欧立德等人把清朝视为一个亚洲的多民族帝国，实际上都出于同一种关怀，基于同一种立场。他们都把“中国”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抑或至多是一个历史偶然性的产物，因此可以加以解构、拆散和重新组合，而对于许多中国学者来说，“中国”则是一个具体的、不但可以触摸得到而且血肉相连的实体。当前中国人的全球史研究，基本没有也不想抛弃民族史的框架，其道理正在于此。（26）不过，美国学者的研究中，是否能完全超越美国民族主义的认知框架，也存有不少的疑问。但这已经超出本文的探讨范围了。
    注释：
    ①见“World History vs.Global History:The Changing Worldview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42:3 （Spring 2009）。
    ②见“‘ Qingshi’ （Qing history）：Why a New Dynastic Histor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43:2 （Winter 2009/2010）。
    ③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
    ④Gail Hershatter和Susan Mann的研究就是一例，前者著有Women in China's Long 20[th] Centu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后者有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18[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⑤原文为“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a great age for facts.”见E.H.Carr,What is History? （Houndmills:Palgrave,2001），p.2。
    ⑥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⑦这方面的论著种类繁多，但比较早的研究者是以色列学者S.N.Eisenstadt，他曾主编一期“Multiple Modernities”，Daedalus，129：1（Winter 2000），撰写者之一是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