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有趣味的是，中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如果有独特之处，则正好挑战了现代化理论的原始出发点，那就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普适性、普遍性。相反，以中国为例，在世界非西方地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道路可以多种多样，并不以西方的、也即西欧的模式为基准。费正清的著名论点--“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层面就是西方的冲击，其中自然有突出、强化西方作用、模式的一面，但应该说并不违逆近代以来世界局势的整体发展，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的确是促进近代世界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因。费正清论点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回应。在这个方面，他的最后解答其实是：中国的回应有其特别之处，并没有按照西方模式。这也就是说，费正清承认中国走向共产主义，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也就是承认现代化道路之多元和多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费正清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西方中心论。
    正如上面所言，如果看到并承认现代化道路的多样，也即“多元现代性”，那么现代化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终结。19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的发展，逐步走出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其道理就在于此。那时以来，西方的中国研究，又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柯文（Paul A.Cohen）在他那本初版于1984年的有名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总结的那样，西方的中国学家希望在中国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化。⑧但吊诡的是，这些费正清学生辈、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并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因为自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就与西方世界隔绝了）。他们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从中国立场出发解释中国历史，其实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在美国生活经验的心理写照。⑨
    那么，1960年代以后美国或西方的学术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促使柯文等人希求“在中国发现历史”呢？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二战以后冷战局面的形成，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独步全球的挑战。与之相联系，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标志了第三世界的崛起，其中包括中东石油输出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的强势地位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那也就是说，与19世纪迥然不同的是，西方强权在二战以后，不但必须面对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且还要与日渐强盛的第三世界尊俎折冲、时时较量。从历史学的演变来看，这一变化的表征就是西方史家开始放弃原来那种一线的历史观，也开始怀疑西方文明引领全球的自信。用当代历史思想家安可施密特（Frank Ankersmit）的话来形容，那就是西方史学这棵大树已经步入深秋，秋风萧瑟，落叶缤纷。如果说19世纪的史家注重探讨历史演变的长程规律，也即注重研究树干的延伸和发展，那么到了当代，史家则更倾向于研究那些色彩斑斓但又微微欲坠的落叶，而放弃了对宏观历史走向的探寻。⑩安可施密特的观察，用的是形象的比喻，体现了后现代历史思维的特征。但他的观点，也为实践中的史家所同意。美国历史学会的前任主席、拉美史专家芭芭拉·瓦因斯坦（Barbara Weinstein）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现代史家一向以探究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为研究重点，但当代史家已经逐渐放弃了这一企求，而是转向了对事件本身的叙述与描绘。（11）其实，如果因果关系不再成为历史著述的核心内容，也就说明史家已经慢慢放弃了对历史走向做长程考察和解释历史进程演变的这一传统职责。
    美国的中国研究，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思考、解释历史进程轨迹到形象描述历史事件本身的转变。我们可以结合美国中国学变化的第二个方面，也即从与中国本身的变化和中美两国学者相互交流的角度，举例阐述。费正清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突出了西方激发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因素。他的这一结论，也为民国时期的史家所赞同，比如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史》，也以西方与清代中国的交涉为考察重点。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继续将1840年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实就是接受了“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解释框架。因为这一做法，突出了西方对传统东亚世界秩序的挑战，忽略、弱化了中国社会自身产生变化的潜能。1949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继续了民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做了更大规模的讨论。这些讨论集中表现为所谓“五朵金花”--所围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探寻中国历史演化是否有其特殊的、自主的规律性。而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更是为了发见中国封建社会自身发生变化的潜能。
    有趣的是，中国史家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得出的基本上是一个悲观的结论，也就是由于种种原因，明清两代虽然有不少资本主义的原发因素，但最终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没能、也无法建立起来。这样的讨论却在西方新一代的中国研究者中，激起了不少回应。黄宗智（Philip C.C.Huang）的学术道路，便是一个佳例。从香港到美国求学的黄宗智，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获得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据他自己回忆，他在华盛顿大学受到的教育，基本上遵循欧洲汉学的传统，以阅读、分析、考订文献为主。在这个基础上，他出版了研究梁启超的第一本书。他之选择梁启超，显然有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观点的痕迹，因为梁是一位能从“域外”看中国的思想家。（12）但黄注意梁启超，在西方/中国这两极之外，又增加了另外一个、也即亚洲的向度。
    在这以后，黄宗智的中国研究，产生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既有1960年代西方学术界变化的影响，又与中国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有着直接的联系。据黄自己说，在1960年代反越战的热潮中，他们这一代的学者，对于以西方模式为出发的现代化理论，产生了很强的怀疑感。相反，他们同情弱者，也即越南战争中作为美国对手的越南，进而把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延伸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认为中国的革命，也是弱小的民族反对外国强权的一种抗争。他们于是对自以为是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十分不以为然。因此黄宗智的研究，便从思想史转到了经济史，以明清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核心。
    黄宗智等美国中国学家有关明清经济的研究，与中国学者之间有大量的互动。如同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这种互动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美中国研究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挑战原来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看法。明清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便自然成了他们关注的重点。黄宗智自1966年开始，就一直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重镇之一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并在1975年开始主编《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他在《近现代中国》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述，既回顾他个人的研究路径，又评论反思该领域的研究动向。后者也包括对中国学者论著的评论。1979年，也即在他开始研究明清经济的数年以后，黄发表了一篇评论中国学者论著的文章，其中说道：“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自然也影响了中国史家，也许更多地是在负面的方面。在这同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在目前表现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学者的兴趣和研究，产生了一些交合，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学者在1950和1960年代对群众运动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美国学者产生的影响，尚无可估量。”（13）黄宗智的评语其实指的是当时中国史学界“五朵金花”中的两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对美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产生了许多吸引力，因为这些问题的讨论，目的是要考察中国社会自变的能力和实际变动的情形。